农友之间的陪伴

刘胜雄的农业知识约来自四个渠道：身体力行、农改场、中兴大学的教授、其他农友。

中兴大学在日据时代建立，最初是“农林专门学校”，后为台北帝国大学附属农林专门部，是有近百年历史的农林类大学。

从去年开始，刘胜雄每个月都去听课。之前是自己摸索，现在发现，听课也有好处，“他们比较专业。它提前会发通知单，哪天是什么课，假使跟我有关系，比如讲桃子枇杷，我就去。一个月有一天，即使不是会员也可以去听。还管饭呢。”

针对农民的教育，需要特别通俗易懂吗？并不！农民自己是行家，一点即通。农作物有病变，就拿去给教授看，“他讲给你听。讲归讲了，有一些跟实际的不一样，我们就说，诶，这个，跟我们的不一样。我的比他好，我就不听他了。老师不是所有的都知道，也是农民的经验告诉他的。”农业技术来自经验，来自大量重复所得，比如培育一个新品种，实验的人要在各种环境都种一种，最后看哪种环境长得最好，哪里的环境不适合。最终汇集报告，和农民交流。在这经验即权威之地，农民谈起专家，既有对知识的推崇与尊重，又有提起同行的随随便便与漫不经心。

上大学需要什么手续？学费贵不贵？他加入一个协会，“中兴大学高品质安全农业协会”，一年会费一千五（刘胜雄四十公斤蔬菜的价钱），会员可免费听课。

另外，农改场新品种培育成功，要做发布会，由农会通知农民。身为新社果蔬第二十二产销班班长，刘胜雄每场都到。说到产销班，他用的是另一个词，“研究班”。“农事研究班”，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农会辅导农民成立的农事小组。八十年代，改为“共同经营班”，九十年代，统一为“产销班”。刘胜雄的这一句“研究班”，透露出的信息沧海桑田。他这班已有一二十年，前班长去世后，时任书记的刘胜雄接任。如今，他七十岁，对班活动不再如年轻人般热衷。产销班，每年农会都要打分，每两年市里农业局也要评比，每种打分都有奖金。“今年我都不想做了，还是打了六十几分。农会有六千块给你。这个钱，大家去玩。假使有七十分，钱就比较多。买有机肥料，市里一公斤还会补助一块五。”

六十多分，不算高。陈燕卿的稻米产销班、新社头柜枇杷产销班，能拿到九十多分。看得出，越年轻，分数越高。不由想到某农会员工说：香菇、花卉班都是年轻人，二三十岁，大学毕业，他们的产销班多有活力！你进去就会觉得，台湾农业有望了。但如果是参加果蔬产销班，你就觉得，哦！

在新社的众多果蔬班中，六十多岁，算是年轻的。刘胜雄的产销班有二十多位班员，真正做农的不到一半，另一半是什么人？“老了，没有地方玩。参加产销班，可以一起去玩。因为我们一年一定会出去一次，大家开会决定去哪儿。你一个人怎么租大巴？”去年，他们去了慈湖、大溪、客家文化馆。

在台湾，自城市返乡务农叫“归农”，在一些“归农”论坛，年轻人们讨论操作可行性：如何买地、学习技术、销售，其中，得票率很高的一条是：参加当地一个好的产销班。对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快速融入当地，学到必需技术的有效途径。但对于老农来说，技术交流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大半辈子都在其中度过的组织，在他们无力种地之后，还将继续接纳他们，一起开会，一起出去玩。这种持久的陪伴，是亲情之外、土地之外，农村给予农民的第三重亲密连接。归根到底，一个能够长久陪伴的故乡，才会有归属感。叶落归根，如果没有“根”，又归向何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