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我女儿很辛苦，我每天都让她卖菜。不是她的本业。”他的苦瓜种得很漂亮，在乡下卖不上价钱，每公斤只四十几块。这是比较丑的。这种寄到台北，更不值钱。顶尖的运到台北，运费、箱子钱自己出，一箱一千块（二十公斤）的话，他只能拿八百多，还是合一公斤四十块钱。

但仍然要发到台北。产期到时，每天摘几十上百公斤，一个地摊根本消化不完。

刘胜雄有四个孩子，二女儿在东势开设补习班，老三儿子也在补习班教书。他俩住在家里。他亲热地管自己儿子叫“宅男”。又替女儿担心：补习班一个店面，每月租金四万多，还要再请两个老师。一个月这就要多少钱！

会不会希望孩子也来务农？他含蓄地说，补习班，到某个年纪你还能做吗？以后五十几岁了，你做什么？我现在帮他基础打好。

在许多都市人喊着“三十岁就退休”“真不想去上班”的同时，农民对自己的职业却有一种奇特的忠诚。许多都市人视“退休”为自由解脱，可是农人会一直做到做不动。农人的抱怨，是农作物卖不上好价钱，但他们很少抱怨农活本身、土地本身。好像土地给了他们一些城市里的水泥地给不了的东西。

不到半小时，衣服湿透。挑件干的换上，湿衣服挂回去晾。明白了棚子里为什么会挂几件T恤。农民在地里的时间，可能要超过在家。山下建更衣处，山上修厕所，都是为了让自己更舒服。

山上果园外，他像将领巡视防线，白色肥料袋上，黏到的蚊蝇并不多。即使这样，即使防蝇网像蚊帐一样遮得严严实实，苦瓜一露头，仍立刻套袋。果蝇叮一口，可以放十只虫。它能够叮十颗果实。“一半公的，一半母的，想想那是多少！”地头放着塑料盆，十几条苦瓜淹在水里。他掰开一根给我看：全是虫，活的。生虫的苦瓜被抓来淹水，发酵做有机肥。在农业的循环中，自然界的一点一滴都不会浪费。

台湾农民对价格的敏感、技术上的精雕细琢，在刘胜雄身上高度呈现。他对土地兴致盎然，仿佛脚下踩着宇宙的无限可能。山下菜地，每逢台风就涌泉水，去年，他终于想到办法，挖开土地，埋四个直径一尺半的水泥管。然后叹：直到这种年纪才想到。技术的追求永无止境，不满足向农改场求救，索性去上大学，从“怎么办”到知道“为什么”。不像许多老农依赖农会，也抱怨农会。他几乎不提农会，不走“共同运销”，而是自己卖自己的，因为他够强大。他对技术的无止境投入里，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农业黄金时代的印记（普遍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土改、农会改组、科技投入开启台湾农业高增长通道），他相信技术、相信付出就有回报。他是1953年农会改组后培训出的第一代新农民，挺过残酷的清洗式的“产业结构调整”，在二十一世纪的成果展示。他的苦瓜，硕大丰美洁净，毫无瑕疵，在有机渠道、网络直销出现之前，他是大众渠道中的胜者与王者。这也是他对“农委会”（即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的“吉园圃”验证毫无兴趣的原因，在菜市场，一个标章，远不如一根完美的苦瓜本身更有说服力。在他的时代，他做到了最好。而新时代农民的烦恼，不是他的烦恼，作为一名农业大军中的即将谢幕者，他不再是主演，就像他不再想管理他的产销班一样，他的精力从外部逐渐收回，聚焦在脚下这一甲地上。

他每天来地里，上午几小时，下午几小时，像上班。果实日夜都在长，果蝇日夜也在长，地里的收成和麻烦日夜都在长，他有干不完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