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黑暗的世纪里，犹太人在西方唯一正常生存的例子是在哈里发统治下的西班牙。在阿拉伯人的统治下，犹太民族获得了他们在散居期间从未有过的繁荣。基督徒收复失地运动结束了这一切。1492年，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将犹太人逐出西班牙。

在德国，犹太人被禁止乘坐马车，进城时另外收费。威尼斯共和国用“隔都”这个词丰富了世界的语言，它是指威尼斯的一个区，Ghetto Nuovo——新犹太区，用它来管制犹太人。在波兰哥萨克叛乱时期，犹太人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残暴、狂热的折磨，十年之间就有十万犹太人被消灭。在沙皇越过波兰西进时，世界上近半数的犹太人陷入了黑暗时期。犹太人被限制在历史上最大的隔都栅栏区里，12至25岁的犹太人被强制服兵役，他们还要为犹太食物以及安息日蜡烛缴纳特别税。犹太妇女必须领取妓女用的黄票，才能在大城市的大学中心逗留。1880年亚历山大二世遭暗杀后，在沙皇士兵的帮助下，暴徒肆意焚烧并屠戮一个又一个犹太社区，留下了一个新词：pogrom（大屠杀）。

数百年来，这些屠戮乃是在通往希特勒毒气室的道路上一个又一个血腥的里程碑，在犹太民族历史上屡见不鲜，成为这个被压迫民族的可怕的遗产，对他们而言，第三帝国的焚尸炉只不过是其命运的最后的、最可怕的展示而已。

可是，非常反讽的是，造成犹太人对这种血淋淋的历史做出决定性反抗的事件，不是大屠杀，不是杀戮，也不是哥萨克士兵的野蛮暴行，而是一次好战的仪式，一次精神性的杀戮仪式，那就是1895年1月对艾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公开羞辱。

在战神广场的空地上聚集的人群中，有一位名叫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的维也纳新闻记者。和德雷福斯一样，赫茨尔也是犹太人；和德雷福斯一样，他也过着安宁的生活，看上去已无可辩驳地融入了欧洲社会，很少关注自己的种族和宗教。突然，在狂暴的广场空地上，赫茨尔听到身边有个暴徒开始高呼：“处死叛国者！杀掉犹太人！”他感到一阵毛骨悚然。他明白了，人群的叫嚷并不是冲着德雷福斯的血，而是冲着他的血，冲着所有犹太人的血而来的。赫茨尔心烦意乱地离开现场，并在自己的痛苦中诞生了一个异象，改变了他的民族的历史和20世纪的历史。

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赫茨尔殚精竭虑，为它绘制了蓝图，那是一本一百页的小册子，名为Der Judenstaat——《犹太国》。

该书开篇即言：“凡是下定决心的犹太人，必将拥有一个他们自己的国家。”

两年后，在瑞士巴塞尔的一家赌场里，赫茨尔召开第一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发起了这场运动。参加赫茨尔大会的代表选举了一个国际犹太人执委会指导这场运动，创立犹太民族基金和土地银行，在他希望建国的巴勒斯坦购买土地。接着，他们为这个号称亘古长存的国家找到两个不可分割的符号：国旗和国歌。

国旗白蓝相间，代表犹太人在祈祷时所披的方巾塔利兹（tallith）的颜色。选作国歌的希伯来歌曲之名更加恰到好处，代表着赫茨尔及其追随者所拥有的最为丰厚的资产，那就是Hatikvah——《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