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赫茨尔的追随者们提议返回的巴勒斯坦，犹太人从未绝迹，甚至在散居的最黑暗时期，犹太人的小型居住区仍散见于萨费德、提比利亚和加利利。与其他地方一样，他们在基督教统治下遭受过最残酷的痛苦。早期的基督徒禁止他们进入耶路撒冷，十字军则将圣城的犹太人活活烧死在会堂。

巴勒斯坦的穆斯林统治者稍微宽容一些。奥马尔哈里发让他们受到的折磨相对少一些。萨拉丁将他们带回耶路撒冷，一同带回来的，还有他虔诚的穆斯林；在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下，他们可以迈出返回应许之地的脚步。1860年，英国慈善家摩西·蒙特费奥里爵士（Sir Moses Montefiore）在耶路撒冷老城墙外建造了犹太村，他的同胞每人只要花一英镑便可以在城外过夜。到1895年冬天，当西奥多·赫茨尔见证艾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被撤职时，在耶路撒冷的五万居民中已有三万是犹太人。

世纪之交，俄罗斯的一系列变故掀起了巴勒斯坦移民的新浪潮。他们代表着赫茨尔运动的第一批成果。作为务实的理想主义者，这些移民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驱，从他们中间诞生了领导这场运动长达半个世纪的领袖。其中就有吕便·沙里（Reuven Shari），克里米亚的律师，他的妻子是位钢琴家。“我刚拿到法律学位，便出门挖壕沟，”他回忆道，“而我的妻子则用她受过训练、用来演奏勃拉姆斯和莫扎特的双手去挤牛奶，因为这是我们开发这块土地唯一的手段。”

在他们中间还有一个19岁的年轻人，律师之子，名叫大卫·格林，来自普朗斯克（Plonsk），那是一座距离华沙西北38英里的工业小镇。靠着在父亲的书房门口偷听，他接受了犹太复国主义，那间书房乃是普朗斯克的锡安主义者最喜欢的聚会场所。大卫·格林并不喜欢父亲书房里的争论，他要去实践犹太复国主义，而不只是空谈。

他生活艰难。和他在巴勒斯坦的那一代人一样，他一开始就要忍受饥饿、疟疾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努力开垦这片他立誓要开发的土地。

在抵达巴勒斯坦的第二年，他从雅法（Jaffa）出发，穿过巴伯·艾尔·瓦德（Bab el Wad）峡谷，步行两天半，去寻找他生活原动力的象征耶路撒冷，但他发现的却是一座巴别塔。在犹太教的精神中心，这位震惊不已的犹太教小伙子发现，犹太人“相互之间说着四十种不同的语言，一半人不能相互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