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等待的蒋介石在办公室里翻看着一大沓从苏联打来的电报。毛庆祥特急电:“顷接干卓来电……经兄于十七日可抵上海。”蒋廷黻4月6日的特急电:“经国兄于五日到崴候船,拟乘十二日开沪之北方号返国。”驻海参崴代办权世恩4月12日的特急电:“钧座长公子经国先生,本日乘北方船离崴,瀛眷随行,约筱晚或巧晨可抵沪。”蒋廷黻4月14日的特急电:“经国兄于十二日乘北方号离崴,计于十七日抵沪。”蒋介石在“军委会机要室电报摘要”的公文纸上用红铅笔在每一封电报上打一个钩,用这个记号告诉机要人员说他已经审阅过这些电报。
蒋介石把儿子自异邦返国当成一桩普通公事吗?不然为何和批阅寻常公事一样打钩了事,蒋介石内心究竟在想些什么,蒋经国去国十二载,难道血肉之躯的蒋介石从不念及亲情?于国于私,蒋介石究竟何所取舍?
蒋介石《蒋公事略稿本》1931年12月16日之记载称:“下午,公思孙夫人为谋救回经国事曰:孙夫人欲释放苏俄东方部长,谓可交还我儿经国,余宁使经儿不还,或任被苏俄残杀,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而换我亲子也。夫绝种亡国乃气数使然,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所生也,则几矣,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
文中的“孙夫人”就是向来很少与其互动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从他的话看来,私情与国家利益相较似乎微不足道,蒋介石宁取国家利益而舍弃后嗣香火,说得一派轻松,但骨子里却充满了煎熬和冲突,等待从别的途径营救蒋经国。
人生总是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让人无法捉摸。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微妙地牵动着蒋氏父子的命运,也牵动着中国的命运。在最黑暗的时代里,上帝赐给了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一道幽微的光线,这道光让他们有了重逢的契机。
原来,1931年9月,日本强占中国东北,并扶植傀儡爱新觉罗·溥仪当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他的前任光绪皇帝一样,都只是傀儡皇帝,光绪的后头是慈禧太后,他的后头则是磨刀霍霍的日本关东军。日本不但垂涎华北,也处心积虑要进占苏联靠太平洋地区的广袤蛮荒之地,那里是距离莫斯科最遥远的极东之地,斯大林担心日本从后门闯进西伯利亚。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曾经让沙俄的陆军和海军吃足苦头,伤亡达十二万人,而日军伤亡人数仅八万人,斯大林唯恐跟日本打一场类似旅顺“二○三高地争夺战”的苦战,或仁川海战、对马海峡海战,没有把握可以洗雪这一奇耻大辱,因此想出一个拖延战争的万全之策—以中国为挡箭牌,立刻设法改善和中国的外交关系。
也因此,才有宋庆龄以苏联东方部部长牛兰(Hiaire Naulen)交换蒋经国的两全之计,蒋介石不仅赢回了儿子,还可调和已经断绝的邦交,两国复交之后可以共同对付日本侵略,但蒋介石却断然拒绝宋庆龄。毕竟,蒋介石思考的出发点和宋庆龄完全不同,蒋介石认为蒋经国扣在苏联手里不过是一桩小事,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苏区形成的那股势力才是他首先要解决的心腹大患,而这个心腹大患的后台老板就是苏联。这使得蒋经国必须在苏联多留四年,“斯大林出枪,蒋介石出人”的中苏联合抗日的方略也整整延迟了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