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出了斯大林的心思，蒋介石认为，于国于私，这都是一个值得运用的大势。由于面对共同的敌人，中苏关系日渐缓和，形成一种相互利用的态势。1933年，苏联和中国同时宣布两国恢复外交关系，斯大林派遣鲍格莫洛夫（Dmitri Bogomolov）担任复交后首任苏联驻华大使，他被赋予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即和中国打好交道，让中国守住苏联的东边大门。

蒋介石毕竟是个聪明人，不论是国事、家事，自不方便亲自出马。国事，由职业外交官出面谈；家事，则须找个值得信赖，且又在社会上卓有威望的人士出马和苏联人折冲。

他认为《大公报》社长吴鼎昌、总编辑张季鸾是出面与苏联人打探蒋经国下落最恰当的人选。在蒋介石嘱托之下，张季鸾、吴鼎昌先后以新闻记者的身份约晤了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

1934年9月14日，吴鼎昌拜访了鲍格莫洛夫之后，给蒋介石发了一份特急密电，告知蒋经国的下落及其居所的正确地名及服务单位，并于晋见蒋介石时又当面做了汇报。这是父子阔别近十年后，蒋介石头一回得知蒋经国近况。

吴鼎昌说，在他和鲍格莫洛夫晤谈行将结束时，鲍格莫洛夫才透露关于蒋经国的行踪。鲍格莫洛夫说他已经调查清楚蒋经国定居何处，如果中国政府正式向苏联政府提出要求，他可以协助蒋经国归国。吴鼎昌听到苏联大使提起蒋经国的名字，马上竖起耳朵。鲍格莫洛夫说，前几天，苏联政府回电给苏联驻华大使馆，印象中，这份电文说蒋经国在乌拉山区某大工厂担任社会生活部部长，身体情况极好。

鲍格莫洛夫问吴鼎昌说：“需不需要我打电报给莫斯科方面，详细询问蒋经国的住址？如果需要，我可以再发电报给莫斯科。”并说，“蒋经国在苏联完全自由，并未被监禁，如果委员长需要他回中国，这也不是不可以的事。”

吴鼎昌明明受蒋介石嘱托，要与鲍格莫洛夫洽询包括中苏两国合作及查询蒋经国行方何处等事宜，但为免遭人物议或滋生不必要之误解，他很委婉地答复鲍格莫洛夫，并极力撇清他是受人之托，说：“我要强调，之前，我在天津和您见面询问蒋经国的下落，纯粹是我个人偶然间的询问，并未受任何人的委托。我们感谢贵国政府协助调查，并且承蒙你们据实相告，因为纯粹是我个人偶然间的询问，所以没有请贵国再深入查询其他的相关问题。”

在这之前，张季鸾也问过鲍格莫洛夫同样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张季鸾和吴鼎昌都是蒋介石的民间挚友，往来密切，张季鸾和吴鼎昌向苏联大使询问蒋经国的下落，其目的当然不是要炒新闻或满足记者的好奇心，实际上是受蒋介石的委托，为援救蒋经国回国投石问路。毕竟，蒋介石是个好面子的人，如命令外交官询问鲍格莫洛夫，万一鲍格莫洛夫来个顾左右而言他，场面势必弄得很尴尬，唯有委托张季鸾和吴鼎昌去向鲍格莫洛夫打听，既不致引起苏联方面关注，也不会释放错误的信息，造成苏联的误解。

不过，张季鸾询问蒋经国下落时却把地名和服务单位的名称翻译错了。乌拉岭被张季鸾误以为是高加索，社会生活部被错译成文化部。

蒋介石固然从未针对蒋经国返国问题和苏联方面正式协商，蒋经国返国的时机未臻成熟，但是，东方已经露出一线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