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暑假，父亲又重操旧业，经省教育会介绍，父亲一边在报馆上一班，一边同时兼任明德、修业、周南、广育四所学校小学部的乐歌课。

原先在四校任教的两位浙江籍乐歌教员不约而同辞职归乡，使四校的乐歌课无法继续。四校无法，只好向省教育会求援。原省教育会主任萧翼鲲和大伯相熟，知晓父亲的名声，于是请大伯出面说项，父亲原喜音乐，又怜学子无教，于是答应下来。一人兼教四校，这事让长沙教育界很是轰动了一阵子。

明德、修业、周南、广育都是长沙城内有名的学校，学生要么家庭或官或富，要么学业优异，直至今日，长沙城内的学子仍以能考上四校读书为荣。

父亲有过乐歌教学的经验，这几年潜心向学，音乐素养比昔时又有了大幅的提高，自是不惧。

父亲没想到，他被“老奸巨猾”的萧翼鲲摆了一道。萧翼鲲说，每校每周只有一节音乐课，四校加起来才四节课，应是很轻松的。但真教下来，才发现每校都有不同的年级，不同的年级又有不同的班级，哪是一节课可以打发的？四个学校加起来，父亲每周要上三十六小时的课，又加上报社还有工作，父亲忙得喘气的工夫也没有，只有晚上加班做写文章、排版、编辑等工作。但父亲是重然诺的君子，既然答应了下来，不管多苦多累，仍坚持做下去。父亲其实也没有怪罪萧翼鲲的意思，那时候长沙确实请不到第二个音乐老师，父亲要是不教，那些学校只有取消乐歌这项课程了。

父亲年轻，工作虽然繁重，却也承担得了。父亲是有改革思想，也有改革胆略的。此前在北京时，父亲和蔡元培多有相聚，当面聆听过先生的教诲，对先生“五育并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教育改革的思想深表赞同。现在有机会执教省内的名校，父亲就开始了一步一步的改革。一是用长沙本土方言授课。此前浙江老师用浙江方言授课，学生们听不大懂，听不懂就学不明白、提不起兴趣，音乐课就沦为了鸡肋，学生们都不喜欢上。现在父亲用本土方言上，语言交流上没有障碍，学生们本就是活泼好动的年龄，喜欢音乐仍人的天性，自然就有了兴趣。二是弘扬民族音乐。当时国内没有本土的流行音乐，也没有现成的音乐课本，原来浙江老师上课，通常采用日本曲调填词的教法。父亲对此很反感，民间有无数优美动听的曲子，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如《高山流水》、《十面埋伏》、《阳关三叠》等无数名曲，音乐资源异常丰富，完全可以用我们自己的音乐授课。三是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父亲把歌曲分为修身、爱国、益智、畅怀四类，划分年级，配定教材。高年龄的同学，父亲就多教一些传世名曲，如《满江红》、《阳关三叠》、《浪淘沙》等。由于学生们也要求多学民族歌曲，父亲就用一些自己熟知的雅曲配上历代诗词，开始了初步的创作，很受学生们的欢迎。父亲还向学生们学习各地的民间音乐，教学相长，一方面丰富了父亲的音乐知识库存，另一方面也激起了学生们的兴趣和民族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