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父亲积极参加国语运动。父亲是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的首批成员之一。他的重要提案有《呈请教育部公布国音声调的标准案》，主张用北京话为国语声调标准，正是今天的普通话“以北京语音的声调为标准”的实施。他还提出《请教育部通令全国学校使用罗马字》的提案，教育部同意成立包括父亲及黎锦熙、钱玄同、赵元任、林语堂等人的“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并公布“罗马字拼音法式”在全国学校推行。今日的拼音方案也正是借鉴了这个方案。在普通话的声调标准上，他和大伯黎锦熙一起不同意钱玄同“不分声调”的主张，也反对赵元任用北京话的“阴阳上去”声和南京话的“入”声意见，力主废去“入”声，这就是今天我们使用的普通话的四声发音。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深入，1918年全国小学沿用已久的国文（文言文）改成国语（白话文），并且配以注音字母，实行读音规范化，父亲据此编写了《新教材教科书国语课本》。这部书经教育部审定批准之后，立即成为全国中、小学必用的课本，1921年，父亲应河南省教育厅长之请，在开封两个小学班级用“国语”进行“过渡”教学法试验，此后父亲曾说：“新，固然说都可以‘新得好’，但无论如何失败，也比旧的有价值些。”这句话体现了父亲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创新意识，也是他一生中敢为人先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