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父亲受蔡元培邀请，参加由蔡任会长的“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的前身）。该会除课程设置分古琴、丝竹、昆曲、钢琴、提琴、歌唱各组外，还开有乐理课和欣赏课，所聘的导师中，不仅有肖友梅、杨仲子等国内名家，还有钮伦（英国）、哈士门女士（荷兰）等外籍专家，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于是年4月19日举行的建会以来首场音乐会，当日晚7点至11点结束，整场共19个节目，依次为昆曲、钢琴、古筝、合唱、丝竹、钢琴与提琴合奏、琵琶与古琴合奏、钢琴合奏、洞箫合奏，最后以昆曲压轴，这台音乐会中西杂陈，穿插登台，相互辉映，引起全北京轰动。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也由此一跃成为中国音乐表演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团体。

父亲在北大音乐研究会任中乐部通乐类潇湘乐组组长。父亲一边在北大学习，一边搜集、整理、演奏民间丝竹音乐。在此期间，除了演奏湖南古曲《满江红》、雅曲《鹧鸪飞》、《木兰辞》等，并组织试奏父亲根据民间小调改编《四季相思》、《四时读书乐》等一些音调爽朗、感情丰富的民间音乐，结果被少数会员反对，说是“俚俗不堪”。但同时也有许多人支持，这让父亲看到了民间音乐受到平民大众欢迎的场面，益发燃起了让其走上大雅之堂的念头，坚定发展民族音乐的决心，并由此引起个人组织音乐团体的动机，为日后从事歌舞演出事业播下了种子。

“五四”时期的中国音乐界在如何接受西方音乐与发展民族音乐方面，有很大的分歧。诚然，自“五四”始中国音乐开始有了新型的专业音乐教育、有了第一代中国作曲家、有了现代音乐学研究，中国音乐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但其初期，对中国传统音乐、尤其是对“俚俗不堪”的民间音乐，还是颇为不屑的。当时中小学生所唱歌曲除了外国歌曲，还有就是采用外国的曲调填上新词的所谓“乐歌”，直到1919年，《孔子歌》仍是日本国歌的旋律，可见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是何等的萎缩。蔡元培先生主张“兼容并包”，他在北大音乐研究会同乐会的演说词中讲道：“音乐为美术之一种，与文化演进有密切之关系……，吾国今日尚无音乐学校，即吾校尚未能设正式之音乐科……，所望在会诸君，知音乐为一种助进文化之利器，共同研究至高尚之乐理，而养成创造新谱之人才，采西乐之特长，以补中乐之缺点，而使之以时进步，庶不负建设此会之初意也。”蔡先生由此鼓励父亲创作新歌“作一番竞赛”，但父亲真做下去，却是困难重重、阻力甚大，他在1949年以后的《干部自传》里如此说：“那时中国音乐家，均以西乐为正宗，唱中国歌就会被人笑话……可以说，拿民族的东西也是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