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15日，上海爆发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并很快席卷全国，形成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帝运动。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中国人民反帝革命运动，并且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大革命风暴的序幕。嗣后不久，省港大罢工、二七大罢工、汉阳兵工厂大罢工等罢工浪潮在全国各地频频爆发。1925年8月，同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发生了罢工。作为其竞争对手的中华书局，罢工风暴也在酝酿之中。

父亲组建中华书局国语文学部时，深知得有一个好的编辑团队，只有好的编辑，才能编出好书。父亲经过几个月的寻找筛选，陆续聘请了十八位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青年编辑，号称“十八罗汉”。这些青年们干劲足、头脑活、思想新，曾创出一日编一书，年编辑出版360本书的奇迹，且本本质量过硬、销路不错，让陆费逵大喜过望，特批全部十天假去杭州游玩，费用由书局负担。

“十八罗汉”中，有两位分别叫王人路、潘汉年。王人路进入中华书局时才十七岁，其大哥王人旋是四叔绵纾的好友，以后更是成为我的二姑父，其父王正枢是大伯锦熙的好友。王人路虽是年幼，但朝气蓬勃、爱学肯钻，是父亲手下的得力干将。潘汉年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负责人，当时也是父亲费心聘来的，工作极其认真负责。父亲和“十八罗汉”相处如家人，也没有什么等级尊卑之分。

1926年初，在潘汉年、王人路等人的鼓动、领导下，中华书局排字工人发动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提高待遇等。由于领导工潮的潘、王等都是父亲的手下及好友，父亲又经常与排字工人接触，更由于领导上海及全国工潮的陈独秀、蔡和森等是父亲的老朋友，父亲遂被怀疑是工潮鼓动者。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父亲在中华书局举足轻重，又得陆费逵倚为左膀右臂，早就引起了局里一些人尤其是一些老人的嫉妒；父亲思想又新潮，更是引起了一些守旧派的蔑视。父亲在《说平民和平民主义》中阐释“平民主义……使人民各人奋其利己心，很愉快地作业、很缜密地任事。”在生活中父亲也是如此，与普通工人、编辑相处无间。其实父亲自从1916年离开长沙来到北京，就逐渐远离政治，再不复是当年的热血少年。到了上海之后，潜心于国语教育、儿童文学和儿童音乐等，离政治就更远了，而且脾气也变得宽厚温和。那时父亲下班，门房若是有空，就叫：“老黎，下一盘？”父亲多半会说：“好。”蹲下来就和门房下象棋。有时晚了，还买点酒菜和门房一起边饮边奕。这些也引起了一些有着尊卑、门第观念的董事们的愤恨。

当时的中华书局是国内醒狮派的大本营之一，其头面人物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都在局内任职。醒狮派又称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左派和当时与国民党合作的中国共产党都认为，国家主义是欧战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潮流高涨所激起的一种极反动的思想”，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民族运动的死敌”，“干反革命事业的大集合”，“是最反动势力的结晶”。该党党魁曾琦、李璜与左舜生等一起创办《醒狮》周报，故国家主义派又称醒狮派。

醒狮派众人与父亲的理念不合，又嫉妒父亲所取得的成就和在父亲在局内的地位，所以左、陈、余等人趁机发难，四处宣扬说父亲是罢工的“幕后煽动者”、“后台老板”。陆费逵在众人的压力下也甚是难办，这让父亲很是失望，也懒得分辩，怒而辞去国语文学部部长之职。未几，失去了父亲这位好校长，国语专修学校也随之停办。

父亲和陆费逵这对事业上的黄金搭档分道扬镳，是令人惋惜的。但对父亲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父亲脱离中华书局后，一心专注于音乐事业，终成大器。且父亲虽是离开了中华书局，仍为《小朋友》杂志撰稿数年，他是放不下他深爱的《小朋友》，也放不下心中“教育救国”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