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是父亲的至爱。随着时间的推移，音乐在他的生活中的分量变得越来越重。

父亲的学历不高，他所取得的这一切成就，皆源于他的勤奋好学。世纪之初，白话文和国语都是新生事物，无可借鉴，以父亲的师范学历，本无可能参与其间的。在大伯的引导和帮助下，父亲通过艰苦的自学和实践，在语音学、音韵学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遂使其编写的新教材、国语拼音学生新词典等风行全国，又通过多校教学，尤其是到上海后通过语专、附小的辛勤劳动，培养了大量会说国语的新型人才，又先后受聘为南方大学、交通大学教授和上海艺术大学校长，在上海教育界极具威望，在全国教育界也颇有影响。

来到上海后，父亲还是秉承以前好学的习惯。父亲从未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他也从不讳言自己非“科班出身”，老实承认自己的不足。他在后来《干部自传》里自谦道：“（我）对和声和作曲的技巧没作深刻的钻研，仅凭感性的接触所取得的零星经验来创作。”所以，父亲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他在《我和明月社》里回忆道：“每星期风雨无阻，必定要到公共租界市政厅去听一两次交响乐。在听乐前夕，一定要阅读张若谷在《申报》上发表的这一次交响乐节目的介绍与说明。并经常观摩意大利米兰大歌剧团、美国旦尼斯古典歌舞团、邓肯歌舞团和上海俄侨业余剧团演出的各种歌剧和舞剧。还自学戴逸青编写的《和声与制曲》。同时和上海、广州乐会、韩江乐会、江南丝竹乐团经常联系。再利用大量的唱片，听取民族、民间音乐……”

一次，父亲与田汉一起观看了米兰歌剧院演出的舞剧《旦尼斯向》，其舞蹈有古典和近代的印度舞、印第安舞；后来又观摩过邓肯舞蹈团演出的反殖民斗争的埃及舞、阿拉伯舞等，这些民族的、唯美的舞蹈使父亲感受很深。父亲对俄侨剧团的乐队有很好的印象，认为它们虽是业余剧团，但比较正规，有专职的作曲，编曲者用贝多芬等音乐改编，也有用中国民歌改编的，如用扬州民歌和老八板等，其中有用钢琴和小提琴演奏《梅花三弄》，但钢琴演奏出来就不像《梅花三弄》了。他还曾观看过日本播种歌舞团的演出，其表演形式舞的不唱、唱的不舞，给父亲的印象特别深。

观摩外国艺术团体表演，拓宽了父亲音乐、舞蹈视野。外国艺术团体表演的都是民族的、民间的歌舞，使他认识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也使父亲更加坚定了他践行平民音乐的主张；同时也为他日后的儿童歌舞表演曲和儿童歌舞剧的编创、为他的通俗音乐创作提供了不少音乐素材和舞蹈语汇，在表演形式上也提供了一些参照和借鉴。如他后来编创的《最后的胜利》，其剧旨和其中的一些舞蹈语汇与邓肯舞蹈团的演出不无关系；他的《葡萄仙子》中山羊唱的《咩咩》歌即是借鉴外国曲调；又如用歌队来配合舞蹈表演的《可怜的秋香》，舞的不唱，唱的不舞，各展其长，父亲明确表示是对日本舞蹈的借鉴；再如他创作的《花生米》、《特别快车》，是接受了外国爵士音乐的影响，颇有爵士音乐的风味。

父亲总是抓住一切机会观摩外国民族、民间音乐舞团，后来他带团在南洋各国巡演时，也不忘观摩当地的歌舞表演。比如他在泰国看到当地的扇子舞非常精彩，音乐也别有风味，也进行了有效的借鉴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