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书局辞职后，中华书局的老对手商务印书馆立马重金礼聘父亲，要求父亲重返出版界。父亲是个重交情的人，虽然从中华书局出走，但和陆费逵的交情仍在，于是婉拒了商务印书馆的邀请。

1926年3月27日，由中华艺术大学、上海艺术大学、中华美育会、晨光艺术会等十余个团体组成的“上海艺术协会”成立，父亲和洪野、田汉、朱应鹏、丁演镛、陈望道、傅彦长、仲子通、欧阳予倩被推选执行委员。

从来都是繁忙的父亲难得地闲了一阵子。这一阵，父亲经常观摩意、美、法等国歌舞团体的歌剧、舞剧演出，参加国际性艺术家集会，每周必听交响乐演出一次，同时自学《和声与制曲》等，用以汲取民族民间音乐的营养。

在学习的同时，父亲并没有放下创作。这一年，父亲创作了以北伐战争为题材的儿童歌舞剧《最后的胜利》和歌舞剧《小小画家》；编写电影剧本《碎玉缘》，由亚美影片公司拍摄并公演；担任神州影片公司拍摄影片《道义之交》的音乐设计。

日子虽然有滋有味，但父亲并不愿意过这种悠闲的生活。那时刚好我的四叔黎锦纾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参加北伐，在北伐军总政治部任宣教股长兼武汉军事政治分校筹备委员、武汉中山大学教授。身穿军装的四叔英姿勃发，如一棵劲挺的白杨似的。四叔和父亲的挚友杨九寰等人一起鼓动父亲轰轰烈烈大干一番，发挥父亲在新文化运动、音乐歌舞方面的才能，为北伐造势，为新文化呐喊。父亲的骨子里也是想轰轰烈烈地干出一番大事业的，四叔和杨九寰等人的想法和他不谋而合。其间田汉曾对父亲说：“艺术运动应该由民间硬干起来，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计划。”于是父亲决心自力更生，把业余歌舞活动专业化，开始酝酿创办“中华歌舞专门学校”。

办校的过程困难重重。父亲与杨九寰、黎锦纾、王人路等人商议，先办三件事：一是广征新的乐曲、歌曲、歌舞表演与歌舞剧，以做好教学排练的节目准备，以民族、民间风格为主，乐队以小型中西混合乐队为主，计划两年内培养、训练有特长的演员约40名，小型的中西混合乐队乐手约二十名。二是筹集办校经费。父亲拿出自己的版税收入三千元，又接受了王绶之、柳菊生等人的资助。王绶之是大姐明晖的义父、上海金业商人，柳菊生是父亲的好朋友，二人都是父亲忠诚的“粉丝”，对推广新文化，尤其是对儿童歌舞剧的传播从来都是积极支持。三是确定教职员工。除父亲外，还有宣刚、叶象吾、彭家乐、孙杏叔等五人。他们都是父亲的朋友，开办之初都没有薪俸，只管膳宿，众人也无异议。经一段时间紧锣密鼓的准备，1927年2月，中国近现代第一所专门训练歌舞人才的学校——中华歌舞专门学校，在上海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966号、当时父亲所居的一栋三层楼的家里正式宣告成立，父亲任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