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陆地上却一直受制于扶南的陆军。当占婆逐渐强盛，而扶南和真腊出现衰落或者分裂的时候，占婆北部的越南却又独立并强盛了起来，使得占婆人在对待高棉时总是受到掣肘。

扶南和真腊时期，柬埔寨与中国的联系也比人们预料得还要频繁。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它在中国佛教传播中起到的作用。

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之后却一直面临巨大的瓶颈：虽然士大夫们开始对这个新鲜的宗教感兴趣，对于佛教的教义却很少有人说得清楚。

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经典不同，佛教的佛经虽然经过三次大的结集，但三次结集却并没有像《圣经》或者《古兰经》一样形成一部为全体教徒膜拜的经典。三次结集的成果汇成了《阿含经》（南传佛教中则属于南传大藏经的一部分），这部经文最直接地记录了佛陀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情。但是，随着佛教的分裂，只有上座部将《阿含经》奉为圭臬，其余的部派则开始了个人发挥，佛学大师们创作了各种各样的佛经，发展成了各种各样的世界观，甚至连方法论都有区别，这些大师的著作各自被本门奉为经典，反而是记录了佛陀言论的《阿含经》由于道理过于质朴、形式过于简单而受到了忽视。之后，随着大乘和金刚乘（密宗）的兴起，佛经也变得更加复杂。

如此众多的佛经对于刚刚了解到佛教的中国人而言太难理解，更难接近原典，只能通过道听途说来了解佛教。

寻找新佛经、了解各种教义的实质就成了当务之急，于是译经师们作为文化的使者出现了。在那个阶段，任何一个携带着某种佛经、并且能够理解它、讲解它的人都能成为文化的使者。一时间，从印度和各个佛教国家来的僧人成了中原人士追逐的对象。

从印度将佛经传往中原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西域道，即后来鸠摩罗什从西域来华的道路，也是玄奘去西天取经的道路。另一条则是经过东南亚去往印度的海路。在这条海路上，除了走马六甲海峡之外，从印度来的人还会选择乘船进入扶南境内，再走陆路穿过克拉地峡，再继续乘船去往中国。

作为中转站和文化中心之一的扶南就承担了向中原供应僧人的重任。

中国的南北朝时期，第一批扶南僧人负笈北上，成为传道的先行者。他们大都掌握了一两本佛经，利用这一两本佛经的知识在中国开坛讲课，并拥有了一定的从众。由于佛教浩瀚、庞杂，有的甚至相互矛盾，于是，中国很快成为佛教教义的试验田，宗派林立、说法不一，却又显示出勃勃生机。

早期最著名的僧人叫僧伽婆罗，他在南朝的萧齐时代进入中国，萧齐和陈朝恰好是中国礼佛最虔诚、甚至为此不惜亡国的时代，僧伽婆罗迅速被认定为一代宗师，留在中国翻译了数十卷经书，包括了《解脱道论》、《大育王经》等经典篇目。

僧伽婆罗之后就轮到了著名的僧人真谛。真谛的祖籍在印度，后来到扶南讲法，四处求取经文和圣僧的梁武帝派人找到了真谛，鼓动他前往中原。

真谛听从了梁武帝的话，从扶南北上中原。他带着大量的经文， 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大师。真谛在中原不仅学习了汉语，还翻译了数百卷经文，这使得他与后来的鸠摩罗什、玄奘齐名。

更难得的是，虽然现在的东南亚大都信奉上座部（小乘、南传）佛教，在扶南时期首先传入的反而是大乘佛教的经典，真谛所翻译的最著名经书是《俱舍论》、《大乘唯识论》、《摄大乘论》等一系列奠定了大乘佛教基础的经文，这些经文使得中国成为大乘佛教研究的中心，并经过自我进化，产生了禅宗。

到了唐代，另一个僧人玄奘也是受这种风气的影响，痛感大乘经文的不足，于是前往印度取经。从这个角度说，那位从扶南来的僧人影响到了后来的玄奘法师。

当真谛的大乘佛经在汉地逐渐取代了小乘、越来越受人关注的时候，在东南亚佛教反而受到斯里兰卡和缅甸的影响转向了小乘，并最终取代了最为流行的印度教，成为现代的主流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