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竞技的空白支票

我们其实一直活在一个充满种族主义幽灵的世界，此刻正好有一个机会思前想后，渐渐觉得如果善待邻居不完全是为了“政治正确”，不完全是为了响应“和谐社会”的号召，就已经很不错了；当然，要是“反种族歧视”条例不至于激化沉睡已久的“种族矛盾”，就更好了。

真的，我们一直活在一个充满种族主义幽灵的世界，看电视直播的英超，会看到“让我们踢走足球的种族主义”（Let’s Kick Racism Out of Football）的标语，早些时看欧洲杯，会发现“欧洲足球反对种族主义”（Football Against Racism in Europe）发起的“向种族主义说不”（Say No To Racism）的宣言和运动，因为欧洲白人正是种族主义的先驱，他们以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和优生学（eugenics）为理论基础，发展出白人较有色人种优越、比有色人种更适合生存的学说。

体育竞技一直都是种族主义的温床，这一点可证诸艾里亚斯（Norbert Elias）与邓宁（Eric Dunning）合著——《追求刺激：文明进程中的体育与消遣》（Quest For Excitement：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zing Process）。此书指出：在文明进程中，为了维持公共秩序，加强人民道德感的自我约束力，暴力被模拟的对抗（即体育竞技）所代替，成为民族宣泄情绪的合法管道，相对于战争，体育竞技明显地降低了身体接触的暴力程度，且有一致的规则和自律加以协调和约束。

艾里亚斯认为，在体育竞技的世界里，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通常是硬币两面。打破世界纪录，赢得奥运金牌，在一场球赛胜出意味着什么？那是一张空白的支票，可以为“民族”或“种族”空洞的欲望任意填上各取所需的意义——尤其是由文化差异性长久累积起来的、危如累卵的民族主义。

丑陋的“人类学日”

奥运史在某种程度而言就是种族主义发展史，1904年在圣路易举行的第三届奥运会，正是奥运史上种族歧视最丑陋的一页。美国组织者原拟禁止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参赛，后因舆论压力撤去了禁令，但依然宣称“低等民族”不可能战胜白人。最丑陋的还是附设“人类学日”（Anthropology Days），赛会假学术研究之名，广邀来自世界各地的克劳族人（Crow）、苏族人（Sioux）、波尼族人（Pawnee）、纳瓦霍人（Navajo）、恰布瓦人（Chippewa）、爱努族人（Ainu）、可可帕人（Cocopa）、亚兰人（Syrians）、 巴塔哥尼亚人（Patagonians）、祖鲁人（Zulus）、俾格米人（Pygmies ）、摩洛人（Moros）、矮黑族人（Negritos） 和伊哥洛特-加龙省人（Igorots）参与爬杆、掷泥巴等“野蛮人的竞赛”。

更可耻的是，《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还以“野蛮人的大滑稽”（Great Fun For Savages）大字标题报道，这场丑陋的竞赛的胜出者获颁的不是奖牌，而是美国国旗。难怪“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得悉此事，直斥那是人类的耻辱。

一百年过去了，一切涉及种族、肤色的话题都要准备承担“政治不正确”的罪名。美国体育记者安堤（Jon Entine）在2001年写了一本探讨黑人运动员体格的书，书名叫《禁忌：为什么黑人运动员垄断体育而我们害怕谈论这话题》（Taboo：Why Black Athletes Dominate Sports and Why We Are Afraid to Talk About It），此书指出：黑人（包括男女）运动员的强势并不是由于他们被其他行业摒弃，而是由于他们天赋的体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