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之“恶”的根源他指出建筑物有许多负面因素：其一是体积庞大，愈大愈招摇，愈大愈碍眼；其二是物质的消耗，体积愈大，消耗物质愈多，而地球资源却日趋枯竭；其三是建筑物的不可逆改性，一旦完成，寿命比人长得多，它坚固的外表仿佛在嘲笑人类短暂而脆弱的生命。或者可以从经济的角度看建筑，从中理解建筑之“恶”的根源。20 世纪是“建筑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到处都是废墟重建，建筑受到两种政策鼓励：其一是美国式住屋抵押贷款政策，亦即长期（10 年、20 年、30 年）供楼政策；其二是凯恩斯（John MaynardKeynes）提倡的政府财政行为，即欧洲各国政府积极建造的公共集体房屋。两种政策都在中国香港先后实施，结果证明住屋抵押贷款政策比较有活力，成为重要产业，而公共房屋政策则有助于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隈研吾指出，私人住宅这个东西是来自美国，那是为了配合整体经济发展，其实购买房子是梦想，建设者却只是提供固定样式，那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很不平等。他对私人住宅的批判，是因为它不够人性，不够亲和。

其实，更大的灾难在于贪婪的市场，本来由联邦房屋管理局（FHA）监管的房屋，经由房利（Fannie Mae）与房贷美（FreddicMac）包装成次按产品，终于泡沫爆破，迄今仍是困扰着全球经济的一大危机。私人住宅的按揭和公共房屋这两种政策，都在世界各地先后实施，而且就某种程度而言，是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的重要支柱。以中国香港为例，尽管数十年来经历了多次高峰与低谷，然而此刻回望，总体结果证明了住屋抵押贷款政策比较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活力，成为中国香港最重要的产业之一，而公共房屋政策则有助于社会稳定，从而为经济发展打造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然而，房屋之成为中国香港的主要产业，在稳定发展的过程中，其实也处处暗藏危机。

隈研吾对两种房屋政策有此看法：“由于房屋易得，租金低廉，所以很难唤起欧洲人积极投身工作的热情。要想真正提高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并促进消费，就必须采取其他措施，如实行强制性产休制度等。”

“美国的住屋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为了偿还住房贷款，开始像奴隶般辛劳工作，不仅如此，背负住房贷款的人在政治上也明显地表露出保守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政治的稳定。”

隈研吾撰写《负建筑》的时候，美国不是没有次按危机，只是房价正处于上升轨道，为住房做次按，让“房屋的奴隶”有钱可花，无疑有助于刺激消费，而且次按被包装成高息、高评级、低风险的债务抵押证券，继而售予全球的金融机构——这就是宋鸿兵的《货币战争》的核心理念：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这个逻辑也可应用于目下的“次按风暴”，债务抵押证券令全球金融机构损手烂脚，倒是隈研吾所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