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些文字：“艺术的力量全在于真诚，而真诚便是最大的美。生活原来就是这样朴素地、自然地表现着自己的美的。而艺术越能接近生活，就只会越单纯、越平易，越使人亲近，越使人觉得它美好。”“应该多从生活的平常现象里去认识它的意义，应该多从人民的纯朴的爱情里去感受诗情的理想和美。我们的很多作品常常是由于太明显地看出了作者的‘宏大志愿’而感觉不亲切。这宏大的志愿是生怕把我们的时代和人民写得不伟大，便故意去制造‘伟大’事件和纠葛，给人物插上‘英雄’的标记，宁肯抛却单纯和美。”

从这些文字中可以了解我当时的一些文艺观点，因为一年后这篇文章和《祝福人们》那个剧本就都成为我宣扬胡风文艺思想的罪证而遭受了更猛烈的批判。

从长江大桥，我又到了成都，跟随一支地质勘探队，沿着金沙江，每天步行几十里，一直走到大凉山彝族地区，探测成昆铁路的地质情况。这一段新鲜的野外生活又一次激起了我的创作冲动，我又开始动笔写剧本了。这年秋天我回到北京，很快又写出了一个叫《星星照亮的天边》的多幕剧。那时我们还没有跳出分幕结构的戏剧模式，也不可能想象舞台剧的时空处理可以有很大的自由。要把野外生活提炼成紧凑的戏剧性情节，又能塑造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的确是很困难的。可以想象，我又写了一个不成功的剧本。但是这一次我得到了张光年先生的关注。他约定了在年末的一个晚上，到崇文门外贺敬之的家里，听我朗读剧本。虽然这一个剧本没有受到政治性的批评，但也没有得到领导的肯定。我已经没有时间对它再进行构思和修改了，因为这时文艺界的空气越来越紧张，对胡风文艺理论的批判调子越来越高，政治形势越来越严峻了。

1954年12月8日一大早，创作室副主任李之华来叫我和他一起到青艺剧场三楼小舞厅出席文联和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没想到这一天的会议聚集了这么多文艺界的著名人物，我参加的是一个后来载入中国文艺史册的重要会议。在这个会上，郭沫若按照中央的部署，提出了从《红楼梦研究》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和党与胡风理论的分歧。接着周扬发表了《我们必须战斗！》的长篇讲话，他宣布与胡风文艺理论的分歧，已经发展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了。

转眼就到了难忘的1955年。首当其冲的是创作室的汪明，他的剧作《第一次功勋》已经彩排，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决定在春节后公演，大幅海报也已贴在剧场门外的墙上了，这时胡风问题忽然升级，剧本创作室通知剧院，汪明与胡风集团有关系，定为审查对象，剧院只得取消演出。一个难得的好作品，就这样被政治运动扼杀了。

5月27日，也就是胡风集团第二批材料公布的第二天，我又接到通知，出席文联和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大会，在出版总署的大礼堂举行，有上千人参加。郭沫若宣布胡风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宣布开除他的作协会籍，全场响起雷鸣般掌声，接着是一个个声讨胡风的发言。这时一个瘦弱的书生上台要求发言，他就是吕荧先生。他公然为胡风辩护：“胡风不是反革命，是学术思想问题……”这时，一个人站起来振臂高呼革命口号，愤怒地把吕荧从台上轰了下来。这个人就是审读我的剧本的领导张光年先生。

这以后，从1955年到1957年，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到吴祖光右派集团，我从剧本创作室最年轻的一个作家，变成了共和国一个最危险的敌人，成为政治运动主要打击的对象。我的人生理想被彻底粉碎了，我的人生命运也被彻底改变。

历史有时是很耐人寻味的。1979年我得到右派改正的通知，我得以重返戏剧工作岗位，重回中国剧协这个艺术大家庭，恰恰是共和国结束了它的第一个三十年，迈步迎向第二个三十年的开端。我也终于告别了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的苦难岁月，开始了新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