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总司令因为年纪大了，解放战争时，中央五大书记分工，朱德主要分管监察，军事是由毛泽东负责，由周恩来协助。会议上这样分工，实际上也是这样做。尽管有些命令是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出的，但实际都是由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作出决策并签发命令。到抗美援朝就更是如此了，老同志们都一致公认，周恩来是事实上的“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部长”。

可以这么说：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任何战略性决策或重大政策转变，都是经毛泽东深思熟虑之后首创或首先提出来的，即便是在周恩来所最能表现出其天才的外交方面也不例外。不论是在总体上的“冷战”外交还是具体的中苏论战等问题上，原则和方针主要都是出自毛泽东。

1953年12月31日，我国和印度在北京签字的有关协定中，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次年6月，我跟随周恩来出访印度时，周总理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重申了指导两国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印度又到缅甸，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同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指导中缅两国关系的原则。

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接受，认为是指导国家关系的最好最科学最正确的原则。人们也知道这是周恩来首先提出并说服尼赫鲁赞同的。

但是，当年出访印度归来，大家兴高采烈地庆贺访问成功，向总理敬酒时，总理说：“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提出这个思想的是毛主席。”

因为总理一向这样，提起功绩总是让给别人。我们以为这又是原则性的“归功于毛主席”，并非真有什么直接关系。谁知总理看出了这一点，事后郑重其事地拿出文件：“你们看看，早在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就公开讲了我们开展外交的指导思想：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放下文件认真望着我们说：“是我将毛泽东宣读的这份公告具函送达各国政府的。你们不要以为我只是说说而已，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胜利，确实全靠毛主席的正确指挥。”

国外有些人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发自内心的尊敬说成是“政治生存”的需要和策略；国内少数别有用心或糊涂的人也跟着这样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所以也不可能理解总理。用现在时髦话讲，叫作“缺少共同语言”。

周恩来与毛泽东共事半个多世纪，他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和坚信不移是在风雨实践中不断培养加深而致不可改变的。他对毛泽东的决定坚决照办，说一不二，即便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种错误的决策，也坚定地跟着干了，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对主席的坚信不疑，而绝不是什么为了“政治生存”。

有一次，总理翻阅部队送审的红军长征路线图，他用手指头沿着那条红线极缓慢极缓慢地移动，不时停下来陷入沉思，眼里闪烁着忆念和激颤的波光。我相信，历史上的风狂雨骤、金戈铁马正在这静静的一室之中重现，并且发生着现实的启示和效应。

“小纪，你过来。”总理招呼新调来的战士纪东，指着《四渡赤水之战示意图》问：“四渡赤水的战斗你知道吗？”

“听说过，具体不清楚。”纪东走到桌前看地图。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指挥红军打的第一个漂亮仗，就是这次战斗。”总理左手举着放大镜照地图，右手食指在红军行进的线路和标示方向的箭头上移动指点：“我来给你讲讲吧。年轻人要懂一些历史……”

周恩来详细讲述了红军四渡赤水的地点、敌我双方的情况和形势以及战斗过程和结果。末了放下放大镜，问：“萧华写的‘长征组歌’里，有一句很精彩的歌词，就是说的这次战斗，你知道吗？”

“是不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对，就是这一句。不是亲身经历过那场战斗是很难体会出这句歌词有多精彩的。”总理带着回忆与思考的神情，缓缓说，“赤水河战斗，我们甩掉了敌人，把蒋介石和他的部队搞得晕头转向，找不准我们的真正去路，等他清醒过来，我们已经赶了几天的路程，把敌人远远地抛在了后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