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东更关心的是他直接为之服务的周恩来：“总理，这些战斗你都直接参加指挥了吧？”

“我只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一些具体工作，胜利主要是靠毛主席的正确决策。”

总理的这一回答，应该说是谦虚的，又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他并不否认自己做了工作，有贡献，但他同时又将自己同毛泽东的作用区分开，将主要功绩归于毛主席。

还有一次，周恩来陪越南总理范文同去延安参观。在凤凰山毛主席旧居内，外宾看到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回到延安与毛泽东的合影，谈起当年，周恩来感慨地说了一句：“我那时还是个娃娃。”

毛泽东曾经说林彪不过是个“娃娃”，但从未说过周恩来是个“娃娃”，周恩来是自己说自己是“娃娃”。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各民主党派、社会知名人士通报这个消息。散会后，许多人等在大会堂南门不走。当总理来到南门准备登车时，大家都围上来，纷纷含泪同总理握手。人群中不知谁说了一句：“总理，有您在，这是人民之大幸！”

总理马上纠正：“不能这么讲，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尽我的职责……”

我当时就感到，民主人士和周恩来讲的话，都反映了一种真实，都有他的道理。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尊敬、钦服、坚信不疑是第一位的，谈及这点，我并不否认他作为大政治家的韬略和他在极其复杂、似乎无望的困境中所表现出的高超的斗争艺术。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莫过于“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始终存在，并能保护下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大批老干部。这是中国在毛泽东之后，能走上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基本条件和保证。

记得尼克松访华，谈判公报，在北京没最后谈成，总理送尼克松总统去上海，在上海继续谈。具体谈判我们参加不上，但从有关同事的议论中，我们知道主要障碍是台湾问题。总理以他的聪明才智，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谈成了《上海公报》。这一公报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长达二十余年的封锁，正如美国人所评价的：“假若没有他，中国不可能如此顺利地与美国官方和公众建立友好关系”，“《上海公报》将仍然是外交措辞最好的第一流文件”。

可是，公报拟定后，总理往北京打电话，主席正在睡觉。记得总理当时很犹豫。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犯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恢复。总理在办公桌旁走了好几圈急步，正如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总理下决心承担责任，不叫醒毛泽东作决定。

这样做并非没有先例。当年我跟随总理去参加日内瓦会议，不少事都是总理先作了决定，回来再向主席汇报。

这次也一样，总理先决定了，然后再向主席汇报，还写了书面材料。写汇报时，总理反复措辞，好像有什么预感似的，从没见过他那样的费琢磨。

回到北京后，总理有近半个月的时间神情忧郁，落落寡欢。那些天中南海里天天开会，每次开会回来总理脸色都很不好，但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饭量锐减，常常一个人默默坐在那里想心事。

有一次我请他吃饭，小心翼翼走进他的办公室，把两菜一场摆到他的办公桌上：“总理，8个小时了，你吃点东西吧？”

总理的目光在饭菜上稍触即离，声音有些沙哑：“留下一个汤就行了，其余的晚上再吃吧。”

我从总理的眸子里看到一种压抑和孤独忧伤的黯然神色，心里不由得一酸，莫名其妙地跟着难受起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了，封锁正在被打破，这本该高兴的啊，发生了什么事能使总理这样难过伤心？

我悄悄观察，悄悄打听，从负责会议服务的同志那里听到点消息。中南海里已经开了12天会，批周总理。江青、张春桥等人，或直接或影射，说总理是李鸿章，卖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