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就激动地嚷起来：“跟美国建立关系，这是毛主席的决策，总理是在主席领导下做了具体工作……”

“听说是公报没有先向主席汇报……我也讲不清，这事可不敢再乱说啊，到此为止了。”

“总理打了电话，当时主席在睡觉，时间又不能等……算了，不说了。”

那时这类事我们都不好多议。总理同江青等人的矛盾，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罢了。

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发挥他的聪明才智，领导中国人民走他所设计的路，按照他自己的战略自由地采取每一步行动。周恩来那时没有这种条件和可能，他始终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他取得的每项成绩和作出的贡献都离不开毛泽东；同样，为了能继续工作，继续作出贡献，他就必须努力保持与毛泽东的合作关系，相辅相成；此外，还不得不运用韬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调和缓冲与江青、张春桥等党内极“左”宗派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总理同江青等党内极“左”宗派集团的斗争方式，最明显的一个表现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不跟你吵或保持沉默，下来该怎么干继续怎么干。

延安时期，江青就喜欢找周恩来，特别是和毛泽东发生争吵时，总要去找周恩来“诉苦”，靠周恩来调和她的家庭矛盾。她有了什么学习心得，工作上有什么想法或计划，遇有什么困难，也像绝大多数干部一样，喜欢向周恩来汇报并取得帮助。因为周恩来的温和、善良、正直、耐心以及稳健和机敏是全党公认的，他是大家诉说心曲求得帮助和慰藉的最好对象。

那时党内的风气也正，阿谀奉承或打击报复都会受到鄙视和谴责，所以江青也还没有什么过分的恶劣表现。她在广州为她的居所换地毯换窗帘，当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给中央写信，对此提出批评时，她也不敢说什么，还得表示接受批评。

这个时期，周恩来也没有把江青当回事来对待。偶尔江青要求坐专列等超标准待遇，或劝止，或“看在主席的面子上，适当照顾一下”，基本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

50年代初，总理的秘书韦明曾与江青发生矛盾，总理的态度就说明了这时期与江青无足轻重的关系。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次总理累病了。大家想了个主意，找来一部娱乐片子请总理“审查”，借以达到让总理休息的目的。

刚开映不久，屋外电话铃响起来，韦明年轻腿快，有朝气，就跑出去接。话筒那边传来江青的声音：“我是江青，请总理听电话。”

韦明怔了一下：总理都累病了，好不容易想了个办法让他休息……

“总理病了，他现在正在看电影。”韦明婉言说，“你的事情急不急？如果不急，是不是等总理看完电影后给你去电话？”

江青是毛泽东的秘书，韦明是周恩来的秘书，秘书对秘书讲话，这样讲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江青同时又是毛泽东的夫人，韦明很客气的话在她耳朵里就变得不够客气了，于是声音里也带了点火气：“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理的意思？”

韦明和那个时代的多数青年一样，热情、锐气、冲动，不大在乎什么职务身份，随口便顶了一句：“请总理听电话，是你的意思还是主席的意思？”

“你不要管！”江青有些冒火了。

韦明一声不吭，咔嚓，挂了电话。刚要进屋去看电影，铃声又响起来。他皱皱眉，也怕误正事，返身重新拿起电话筒。

“你怎么把电话挂了？”江青大声责问。

“你不是不要我管吗？”韦明毕竟怕误了正事，接着又放缓声音解释，“主席每次打电话，都要问问总理身体怎么样，干什么呢，能不能听电话。今天总理病了，好不容易被我们想了个办法让他休息一下……好了，不说了。你等着。”

韦明真怕是主席有事，就进屋报告了总理，总理马上出来接电话。这个电话足足打了快一小时，江青就像现在某些喜欢电话聊天的社会女青年似的，啰啰唆唆讲个没完。也就是碰到了总理这样的好性子，能耐心听她啰唆，要是换了邓小平，不过一分钟肯定就把电话挂断。

事后我问总理：“她这个人烦不烦呀？”

总理无所谓地微微一笑：“她看了个剧本，跟我谈读后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