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蒋日记看来，是因为叶公超在处理联合国代表权相关的“外蒙古案”上，违背蒋介石的命令，犯了“抗命罪”、“大不敬罪 ”。可是，大仁根据蒋日记、美国国务院档案、特别是其父亲的工作日记和当年参与处理此案的长辈口述，发现事情不是这么单纯。

原来蒋介石早在1958年就对叶公超不满，认为他在处理“中美共同宣言”的英文版本时，玩弄文字，“欺诈”“元首”。1961年叶在“外蒙古案”的态度，更使蒋“深恶痛绝”。当时，蒋不但拔掉叶驻美“大使”职位，还要降调他为“行政院”顾问，以示惩罚；后经过陈诚斡旋、叶也向蒋经国求情，才考虑“内外关系”，把叶调为“政务委员”。

蒋介石为什么那么厌恶叶？多少是因为怀疑叶被陈诚收编。王云五亲口告诉阮毅成先生，他1959年美国之行，表面上说是考察公务员考选业务，其实是另有一秘密任务——蒋要他调查为什么罗斯福可以连任四次美国总统。蒋把这个任务交给王云五，而不是驻美“大使”叶公超，显示蒋信不过叶公超，而最主要的是当时蒋对陈诚的信任已不如前，他怀疑叶倾向陈，所以对叶也不放心。

因此，大仁指出，叶公超一案实牵涉“内外关系”，肇因于“内外关系”，最后处理也是考虑了“内外关系”。也就是说，在蒋的心目中，“外”是因为叶公超与美国人太近；“内”则是因为叶公超是陈诚的人。

谈到陈诚，蒋介石与陈诚关系的变化，也是大家难以理解的谜。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陈诚一直是蒋信赖的部属，尤其是1949年撤退台湾后，陈诚是蒋介石最倚重的左右手，从台湾省“主席”、“行政院长”直到“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声望之隆，仅次于蒋介石。当时陈诚接班的态势明显，却为什么“内阁”突然在1963年改组，陈诚辞去“行政院长”兼职，由严家淦接任？这个变化直接影响到台湾后来数十年的政治发展。

大仁根据蒋日记以及私人管道的讯息，提供了理解的线索。他认为蒋陈嫌隙的关键是1960年蒋介石欲连任第三任“总统”。陈诚“坐二却不能望一”，因失望而生怨。蒋陈也因此而有心结，双方互相猜忌，到1963年初，蒋陈关系已变质，整个1963年，蒋日记出现许多批评陈诚的文字，大多是指陈“心胸狭小”、“成见太深”、“偏激偏见”，几乎无好言，在1963年11月国民党“九全大会”上，还做出不尊重、甚至羞辱陈的言行。所以，陈诚下台是势在必然，反而严家淦上台“纯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