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不论是用手抄或雕版与活字印刷，其出版物的数目，不论是印刷量或书籍之种类，都要比现代远为稀少。因此古人论史治学多重出处，以其可考也。现在因为印刷方便及网络应用，使得数据之来源已近泛滥，过犹不及，此时再用古人治学之方法，往往会造成尾大于身，一篇短文后面所附的注释之篇幅会比正文冗长得多，而且使得大多数的读者也懒于查看也，这些释文乃为徒具形式而已。

总之，拙作并非在写严谨的学术论文，一如杨天石兄批评我的，拙作是正史与野史皆为有之，但也像吕芳上兄当面告诉我的，有些拙作将来也可能被正史所采用。不过那些拙见能否为后代所采用为正史，对我来说，并非紧要，我所努力的，是在发展出一套比较重于严密推理的史学方面之思考模式。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许多已经公开的官方说法，从清末到今天，多少都有些疑问。一如王国维之鹧鸪天词有句曰：

“频摸索，且攀跻，千门万户是耶非？人间总是堪疑处，唯有此疑不可疑。”

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时候，不正也是这般光景的吗？

我曾告诉郭岱君女士，现代史与近代史之研究，因为官方文书之多不可靠，使研学者如身在黑暗的隧道之中。蒋日记之被公布，是隧道壁上有了裂缝，使身在隧道中的我们能够因之看到了一些道路，可是终为有限。此须要在长远的未来，有了代换时移之后，研学者才可能走出隧道而有了大放光明而得窥全豹之机会。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也有涯，一如王粲登楼赋中所说的“惧匏瓜之徒悬”、“俟河清其未极”，可不能因之无所事事，去苦等各种资料之解密或公布，以致虚度此生。因此包括拙作在内，时下大家有关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作品，在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情形下，是有可能被继起者超越的。这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去努力建立一个研究方法，比去寻找一些在近代史与现代史的问题之答案，来得更为重要的理由。此即因为受了数据方面的限制，我们所做出来的结论，可能会有局限性。但是研究与思考的方法或模式，则不受此限制，对继起者的帮助将为更大。

就像大家所曾学过的平面几何，这是初中的教材，可是在其中所学到的逻辑推理的方法，却是可以放诸四海，为终生行事运思之所用也，并非只限制在几何学方面。又如元代的大书画家赵孟（子昂、松雪）在指导大家习字时所说的：“笔法百世不易，结字亦须讲究。”我所努力想去架构的在近代史与现代史方面新的研究方法，即是在资料已经多到泛滥程度的今后，去寻找一个新而可用的“笔法”。至于拙作的结论，只是我的“结字”，谨供参考而已。宋朝的大书法家米芾（南宫）曾说：“似我者死”，就是说其结字未必一定可学也。

在书法方面，我曾说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化中的旧学，包括书法、国画、国乐、中医等等项目在内，都在走下坡。我们生当淑世，所能做的，只是兴绝学，存危继绝，做香火传承的工作，以待来者。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参加奥运的选手，为自己在中国书法史上去争一席之地，我们只是两个奥运中间传递圣火的人，自己能跑多快与多远并不重要，要紧的是把圣火的火炬能传给下一棒。

其实此不仅限于书法，在论史谈文方面亦为如之。传香火，兴绝学是每一个读书人的天职，愿与大家共勉之耳。

二○一二年二月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