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黄少谷先生的风范难以再得》在台北《传记文学》月刊第五三四期（民国九十五年十一月号）承蒙刊出时，主编成露茜女士在《编辑室手记》中说：“读者不一定同意阮大仁的看法，甚至质疑他提供的数据，但这的确是一篇很有震撼力的文章，加上阮先生说故事的方式，更引人入胜。”

其实引人入胜的是，当年先君告诉我此事之经过的时候，他老人家娓娓道来的描述，我这支笔能写出来的不过是其中的十分之一而已。

我在一九七○年代上期到一九八○年代上期，大约十年间，在海外写作政论。当时住在台北的先君对此的态度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只是有时会淡淡地说：“懂得的人不写，写的人不懂。”

在一九八二年我参加了庆丰集团从商，因而停止写作政论之后，有几次因商务需要而回台北小住，先君每每会乘机告诉我一些政坛的秘闻，像有关黄少老在“雷震案”发言的经过即为其中之一例。当时还是在经国先生主政的时期，我注意到先君都是与我两人在大街小巷散步时告诉我这些事的，当是在防他人之窃听也。

先君在我搁笔之后告诉我这些秘闻，我判断是要借我之笔在日后为近代史留下真相。先君与其友人既然是个中人，所处的时代又去之不远，自为不方便将此等秘史写出来公之于世。可是他们又担心久之史实恐将湮没，真相难以传世。我既然是他们下一代的一个能文之士，这些先君的朋友们之所以乐于将其亲身参与的大事告诉先君与我，或许是希望有借助我们父子二人的两支健笔，日后使此等史事得以传世吧？当然他们对我并未明言，而先君在转告其人其事给我听时，也从未指示要我写出来。可以说，一切都是在心领神会、不言之中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