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君是在一九八八年秋天过世的，我则是在一九八九年初回台在商界任职的，到我在二○○○年代上期从商界退休，自台北搬回美国定居之间的十一年多内，我在台北也曾有机会向先君的朋友们，如陶百川、余纪忠、张佛千等世伯多所请教一些他们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不过一直到二○○二年我开始在台北的《法令月刊》写作“如是我闻”的专栏为止，我始终不曾公开写出我在政治方面的闻见与所思，是有两个原因。即使在《法令月刊》上发表的每月一篇之专栏中，我也尽量少写有关政治的文章，这是因为我既然已经搁笔了二十多年，又何必重作冯妇去写政论，扰乱一池春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呢？另一个原因是不论是得之于先君，或是其他的前辈们，我所知道的多是口耳相传，并无具体的书面资料以为佐证。而且目前我住在美国，又更难去作查证了。因之我也一直犹疑着，要不要将耳闻之事公开发表呢？

只是岁月不居，我如今也是六十四岁渐入老境的人了，如果我今天不把这些见闻赶紧写出来，此等史事或将如沙上之痕爪，随风而逝的了。

在前文《黄少谷先生的风范难以再得》一文发表时，成露茜女士的按语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总统’大位由蒋中正、严家淦、蒋经国、李登辉而至陈水扁，其中严总统被蒋氏父子选中担任这一重要的过渡角色，一直有各种臆测。”

这使我想起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在台的这几位“总统”传承大位的一些秘闻与其中的曲折经过，尤其是有关两位“副总统”，即陈诚与严家淦两位在脱颖而出时，蒋中正先生在幕后所作的一些安抚落榜者的“虚邀”之假动作，甚为有趣也。更由此可以看出，为何李登辉先生在提名李元簇先生出任“副总统”时，因为一意孤行，强势主导，以之与蒋中正的巧妙手法去两相比照，大家就会明了何以会产生如此巨大的风波。这是因为当时初掌党政大权的李先生，其行事作风与国民党传统的习性，实在是相去太远了。这个重大政争的成因，从外在的大环境去看，是李登辉先生所主导的“台湾国民党”与两蒋留给他的“中国国民党”之政治文化的差异，从内在去看，是李先生日本式的行为模式与党内各大老的中国式儒者行为模式的冲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