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撰写拙作《由蒋中正日记分析一九六三年“行政院长”陈下严上之原因》（刊载于《传记文学》月刊第五八四至五八六期）的时候，我阅读了一九六三年全年的蒋先生日记，无意中找到了二条与该文无关，但是甚有意义的记载，乃另写此文以记述之。

此即：

一、蒋先生在接见胡汉民（展堂）先生女公子后，在日记中表达悔意，自认当年错怪了胡先生。

二、在日本池田勇人首相展开“亲中”外交政策时，蒋先生在日记中痛骂日本人之表态。

这二件事都是与世人的印象大不相同者，值得一写。只是第一项，我无可评论，只能原文照抄，稍加分析，供大家参考而已。关于第一项关于蒋、胡之争者，史家已多评述，我并无新见，此处主要只是抄下蒋先生在晚年的自我检讨，此为外界迄未注意者。至于第二项，有关抗战胜利时，蒋先生个人的主张，即对日本采取“以德报怨”之政策，则予以分析及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