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一九八○年代中期，在我弃笔从商之后，曾告诉我有关“叶案”之内幕，即：

（一）叶先生是犯了“欺君之罪”。

（二）陈“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为叶先生缓颊，代为安排出任其“内阁政务委员”之经过。

在本节中先予讨论第（一）点，至于第（二）点则留待下文记述之可也。

蒋中正日记中对叶先生“奸诈罪行”、“欺上”之指责处甚多，而且认为是“累犯”，并非仅限于在“外蒙古案”之言行，即父亲所告诉我的那一次，今列述如下：

（1）以前所犯之罪行

十月十五日蒋先生日记有文字如下：

一、当四十七年十月底，“中美共同宣言”中，我以不凭借武力光复大陆，而叶竟以不使用武力允美方，并谓全照我意定稿。及其发表，完全与我凭借之意相反之痛心事，叶想又重演一次诈欺乎？

对此点我的看法是，中文中“不凭借武力”与“不使用武力”是不一样的。不过国际条约中文本只是仅供参考而已，此处是要以英文本的文句为准的。我手上一时没有资料，尚请研究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提供意见。

不过以当时国民党“政府”之重视对美外交，我认为这个宣言绝非签字者，亦即身为“驻美大使”的叶公超先生可以一手遮天，一人独断而决定其文句者。一定是经过“外交部”、“总统府”以及蒋先生本人之认可，才能定稿。在多年后去怪罪叶先生欺骗蒋先生，混骗过关，是难以取信于人的。

当然，蒋先生有权指责叶先生没有达成争取我方要求的任务，可是宣言全文一定是经过蒋先生的同意及授权，叶先生才会签字的，也就是说蒋先生在一九五八年时是同意“不使用武力”这五个字的。

（2）此次所犯之罪行

至于在一九六一年的“外蒙古案”中，蒋先生指控叶先生为美方虚张声势，恫吓内部，要把美方提案蒙骗过关，在其日记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不过都是在十月十三日叶先生奉召返“国”之前。

在叶先生返抵“国门”后，双方之交涉已由后文所说的第二管道进行，此即经由双方特务单位之首长，美国CIA驻台站长克莱恩（Ray S. Cline）与国民党“政府”之蒋经国先生两位负责，以私人名义所进行之洽商。叶先生当时人在台北，虽然参与，只是一个助手，协助经国先生的角色。而且连双方已达成的秘密协议，还被蒙在鼓里，并不知情。此由后文所引之美方谈判代表克莱恩对白宫的报告可知也。因之，叶先生也不再有对蒋先生作欺骗之言行的资格了。

蒋先生在十月十四日与叶先生面谈，询其意见，叶先生乃表示美方白宫不会同意蒋先生所要求的，以书面保证其为了确保“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之席次，将会不惜动用否决权以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入会。叶先生并不知道在前一天肯尼迪经由第二管道，已经口头同意此事。蒋先生在十月十五日，也就是叶“大使”回到台北的二天后，其日记中有文曰：

十时后召见公超（岳军在座），问其昨拟对美方案，在秘密保证中不敢提其使用否决权，在其公开声明中（连中华民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之惟一合法政府），亦不敢要求，则尚有何意义？彼始终认为美必拒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