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昀曾任教育部长，一九六一年时任国民党中常委及私立中国文化学院创办人兼董事长。曹文彦由“教育部”系统外放为“驻美大使馆文化参事”。一九六一年春天曹先生写了一篇英文文章，主题是宣扬国民党“政府”（或蒋先生）之某种理念，被叶“大使”当面斥责其英文不佳，禁止其对外发表。在两人争辩时，曹抬出蒋先生大名试图去压制叶“大使”，可是叶“大使”不予理会，不为所动，反而有语侵蒋先生之处，曹先生乃挟慊愤而写信给张先生以上告。显然张先生当时也转告了蒋先生，我判断因为曹之分量不够，又没有录音为凭，蒋先生当时并未要因此事而处置叶“大使”，此信遂留在张先生处了。

蒋先生在十月十三日召回叶先生，十四与十五日与之商谈不洽以后，乃决心处置叶“大使”。他就在十六日，驱车去阳明山看张其昀先生，要取得曹函中控告叶先生之重点，作为“叶逆”、“逆舻”的一个证据了。

也就是说，后来在十月二十七日蒋先生写信给在养病中的陈诚“副总统”兼“行政院长”，要免除叶“大使”职务时，曾附上一纸叶先生“逆舻”之清单，我判断曹文彦所指控的“大不敬罪”当在其列。

不知道陈家今日是否保留了那封信及清单？此将是一件甚为珍贵的材料。沈昌焕先生是否也像曹君一样成为“告密者”，当可由此知道了。否则以今日所有当事人均已过世，而蒋先生日记中除了曹文彦之外，没有点出其他上告者的名字，那只有等待“总统府”、“外交部”或蒋先生私人秘档把蒋先生与沈“部长”在九、十月中，双方一在台北、一在纽约，彼此之间的通话记录或电文解密以后才能得知此事之真相。

在排比了蒋氏日记之后（请见附表），以沈“部长”九月中旬赴美前后，即九月上旬与九月下旬及十月之日记去分析，叶先生在蒋中正先生心中的罪名是变得更多、更重一事去看，我认为外界盛传沈先生密告叶“大使”口出不逊，语侵“元首”是确有其事也。

至于外界本来不知道的曹文彦之事，我认为此只是蒋先生在找更多的旁证而已，若只以此人之证词为凭，蒋先生是不足用以说服与取信陈诚先生的了。

即我判断，叶先生不但犯了“大不敬罪”，更且是累犯，犯了不止一次，而且沈先生亦曾多次向蒋先生报告此种事情，并不仅限于十月某日为刘荩章先生偶然撞破的那一次而已。

仅此一点，即足以让叶“大使”去职，但绝不足以构成其为“卖国汉奸”之重罪。因此在蒋先生心目中，除了口出不逊之“大不敬”之外，必然另有他事使之痛心愤恨，以至于此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