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第一任主编呢！”

“文革”中，《人民文学》同样被迫停刊。后来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关心、支持才较早地得以复刊。我记得复刊后的第一本《人民文学》，也就是1976年1月号，是1月20日正式出版的。

当日，我带了新印的5本刊物兴高采烈地给茅盾先生送去。那时，茅盾先生接待客人一般都在他家前院的会客室。而我因长期在《人民文学》工作，常常去看 望他，是他所熟悉的一个晚辈，他因此破例让我每次来到后院他的书房兼卧室见他，有时就随意聊天，有时我向他请教问题。今天，他接过刊物，立即仔细翻阅，边 翻边兴奋地说：“唔，我还是《人民文学》第一任主编呢！”他见复刊号的《人民文学》封面用的是毛泽东的字，问我这是什么时候写的？我告诉他这是1962年 4月写的，这次经主席批准第一次公开用。他说，创刊时他就请过毛主席题写封面字。

接着，他便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茅盾先生说，全国刚刚解放的1949年7、8月间，当时他和一批从香港归来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文化界、知识界知名人士大都住在北京饭店。中央决定要 他筹办一个刊物——《人民文学》，创刊号编辑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主席，要求毛泽东题写封面字。结果毛泽东只是题了词——即后来被文艺界广为运用的 “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封面字，主席提议由郭沫若或他写，茅盾便请郭沫若写了。他说，为此毛泽东主席还有一封信给他呢。

我一听这意外的信息，喜出望外，便冒昧向茅盾先生提出：那封信还在吗？能不能给我看看？

茅盾先生慈祥地笑了笑，说：“在，在。我珍藏在身边呢。”

说毕，他转身走进卧室，不大一会儿，他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走出来。我接过一看，是一封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信的内容是：

雁冰兄：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三日

这当然是1949年9月23日，信中所说的“写了一句话”，即“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题词。

读着，我感到格外亲切，因为它是关于《人民文学》的。当时我便萌生一个念头，要是这封信我的同事们都能看到该多好！于是我向茅盾先生提出商量可否借我带回编辑部给大家看看？

茅盾先生表示理解我的心情。他说：“本来我是珍藏着的，给《人民文学》的同志看看，倒是有意义。可以，可以。”

先生慨然应允。但却提出：“只不过，三天后你一定拿回来。”我一口答应了。带回编辑部后，大家高兴地争相传看，还有人抄写下来留作纪念。当时还不曾有复印机，我便将原稿拿到玉府井最好的一家“中国照相馆”翻拍了下来，留下底片，原件三天后按时送还茅盾先生。我眼见先生又小心翼翼地珍藏在他的书柜中。

这一切，我自然也永远珍藏在心中。

“不能以讹传讹”

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首都舞台上演出了一出多幕歌剧《杨开慧》。人们出于对“四人帮”江青的愤恨，以及剧情本身的动人，《杨开慧》的演出，受到首都观众的欢迎和称赞。《杨》剧轰动一时。

记得那时我访问谭震林（原国务院副总理）同志时，谭老就很赞赏《杨开慧》一剧。他对我愤愤不平地说：“杨开慧才是毛泽东的真正夫人！江青算什么？！不就是个妖婆嘛！她是康生在延安时耍的一种计谋。”

有一天我去看望茅盾先生时，先生突然问我：“最近北京上演的歌剧《杨开慧》你看过没有？怎样评价？”

恰恰我刚刚看过《杨》剧，很受感动，便立即回答他说：“好极了！一出好剧，大家都喜欢看。这才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

不料，茅盾先生脸一沉，摇摇头，说：“我不这样认为。”

怎么？大家喜欢的戏，包括像谭震林这样一些革命老前辈都认为是好戏的戏，文学家茅盾先生怎么会不以为然？

我便诚恳请教他的意见。他这才说：剧本的本意是好的。观众欢迎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剧中人物的描写和表现不那么完全符合生活实际。他说，剧院请他去看了戏，还希望他能写写文章，当然是给予肯定评价。因为有不符合实际的地方，这个文章他就不能写了，免得以讹传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