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之一惊，便进一步请教先生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说，当年在广州，国共合作时期，他曾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并且住在一栋楼里的楼上楼下，和杨开慧自然也有较多接触。他印象中的杨开慧是一个好学 上进、追求进步的青年，是一位十分恬静贤淑的女性！她帮助毛泽东同志并为革命做了不少默默无闻的工作，是一位了不起的伟大女性！但杨开慧却并非是现在 《杨》剧中所写的那种叱咤风云的革命人物。文学作品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描写都必须注重真实性，唯其真实才更为感人。自然，出点这样的毛病也难怪作者，作者 是出于好意。且毕竟没有那段生活经历和接触过剧中人物，而加以想象，就会失真。问题在于了解实际情况的人，如我，就得实事求是。不能不负责任地去一味鼓 吹，以讹传讹。所以我说这个文章我就不能写了。

我被茅盾先生的一席话深深打动。他的这种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实际上也是先生一生所遵从和实施的，这正是他令人格外敬重的精神。

“我没有时间和他们论战了”

又是一个秋日艳阳天。下午，我去看望茅盾先生并为《人民文学》约稿。我进屋时，先生正伏案写作哩。晚年的茅盾先生因视力减退，写作时需借用放大镜， 写一行，看看上行，以便贯通一气。当我谈出请他为刊物写稿一事时，他说，他现在正集中全力写回忆录呢，一般短稿就不写了。由此他忽然问我看到没有某某先生 最近发表的文章？那文章是说有人现在反对鲁迅……而且还暗示和对号入座，指我所说的某些话。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茅盾先生说，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这是早有定论的。我对鲁迅一向很敬重，不存在谁反对鲁迅的问题。我只是不赞成鲁迅研究中某些形而上学、繁琐考证的倾向。他说，我们对毛泽东主席不搞“两个凡是”，对鲁迅更不能搞什么“凡是”，研究工作要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比方鲁迅先生一向很关心和扶持青年作家，有些青年作家的著作出版，他亲自写评论向读者推荐，这是很了不起的。但是鲁迅也热心为有些作家的新书写过广告，有些人便把这也作为鲁迅著作研究，这岂不是滑稽嘛！另外，鲁迅先生的日记，总的来说是很有价值的，这毋庸置疑，但也有个别的只是流水账式的记记而已，不一定有太多内容。如今，却有个别研究者硬是东拉西扯，繁琐考证，非要给它找出个意义来不可，这能有什么意义呢？

他说，鲁迅先生赞扬过许多人，也批评过一些人，毫无疑义他的批评会是有根据的，但不可能十分准确。是不是凡是鲁迅当年批评过的人都不好？比如梅兰芳、李四光、章士钊、“四条汉子”等等，当然不是。这要作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分析。在这点上，对鲁迅，同样也不能搞“两个凡是”嘛。

他说，大概就是因为我讲了点这类真话，被个别人看作是有人反对鲁迅。又是讲话又是写文章，气势汹汹。其实是莫须有，莫名其妙！说到此，茅盾先生有点痛心地说：“我的时间不多了，要投入回忆录的写作呢！我没有时间和他们论战了。历史会作出客观的结论。”

这天，茅盾先生还给我讲了许多30年代文坛的风风雨雨。我有幸聆听茅盾先生的宝贵教诲实在是受益匪浅，永远难忘。然而使我最受感动和最为难忘的还是茅盾先生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崇高人格。

一个人，一个伟人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说容易也不容易。

我们从茅盾先生的身上不是可以受到某些深刻的启示么？！

1996年7月，茅盾诞辰一百周年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