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汝为还与何善堉一起，花费一年多的时间，把钱学森的英文版《工程控制论》译成中文。经过钱学森校阅之后，于1958年出版。戴汝为说，当时钱学森从美国带回来的英文版《工程控制论》只有2本。那时候没有复印机，为了便于翻译，只得把其中的一本拆成一页页。戴汝为向笔者出示了钱学森著《工程控制论》的英文版、俄文版和中文版。当年除了钱学森自己保存一本英文版《工程控制论》之外，另外一本已经被拆掉，那么戴汝为手中的英文原版书是怎么来的呢？戴汝为说，那是他跟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教授王飞跃（FeiYue-Wang）谈起钱学森的名著《工程控制论》，王飞跃对钱学森深为敬佩。2004年2月，王飞跃教授从美国来北京，跟戴汝为见面时，送给戴汝为一件珍贵的礼物，那就是钱学森著英文版《工程控制论》。原来王飞跃从美国的旧书网搜索，居然发现有5本钱学森著英文版《工程控制论》在那里拍卖，就悉数买下。在钱学森著英文版《工程控制论》出版50年之后，美国朋友为戴汝为送来1954年的原版书，作为钱学森的学生及《工程控制论》中文版译者，戴汝为深感欣慰。

戴汝为说，维纳的《控制论》出版之后，被苏联科学家斥为“伪科学”。解放初，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受苏联影响很大，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一班人甚至专门写文章“批判”维纳的《控制论》。但是由于苏联方面重视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苏联A.A.费尔包姆教授主持翻译了《工程控制论》俄文版，并在1956年3月邀请钱学森访问苏联，中共中央宣传部那班“批判”维纳的人，对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也就没有说三道四。

戴汝为注意到，钱学森在作《工程控制论》讲座时没有一句英语。钱学森在美国生活了20年，当时刚回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工程控制论是一门新的科学，很多科学名词还没有相应的中译名。钱学森在作讲座前，花费了很多精力把一些英语的科学专用名词译成中文，然后在讲座时第一次提到这一名词时，在黑板上写明英文原文以及相应的中译名。

戴汝为说，钱学森多次问别人某一个英文在汉语中究竟是什么意思。

钱学森在确定这些中文名时，总是反复琢磨，从好几个中译名中挑选最为妥切的。比如，laser这个术语是由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 的第一个字母组成，有人意译为“激射光辐射放大”“光量子放大”“受激发射光”，显得冗长。也有人把laser音译为“莱塞”，令人不知所云。而钱学森译为“激光”，又简短又鲜明，很快就被大家所接受，一直沿用至今。再比如说“random”这个词，有各种不同译名，钱学森最后选定了“随机”，也被普遍认可。

戴汝为说，当时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没有党组书记，党的负责人就是去罗湖桥迎接钱学森的朱兆祥先生。朱兆祥曾经说起一个故事：当钱学森出现在罗湖桥头时，记者们围了上来。其中一个香港记者用英语问了一个问题，钱学森就说：“我想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讲中国话。”那位香港记者解释说，他只会讲广东话和英语。钱学森说：“我想普通话在中国用得很普遍，而你是中国人，应该学会讲普通话！”钱学森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正因为这样，钱学森回国之后，在讲坛、在研究所，很注意只讲汉语，不讲英语。

《工程控制论》按计划讲十次，讲到第九次之后，钱学森因工作太忙，没有讲最后一课。

《工程控制论》中译本中的另一位译者何善堉很不幸，在“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虽然何善堉蒙受了政治灾难，但是他仍在复杂系统理论和控制理论研究方面作出很大贡献，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及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还以他名字设立了“何善堉奖”科学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