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7年，令钱学森最为震惊的，莫过于好友钱伟长被打成“右派分子”！

钱伟长乃“三钱”之一。1940年8月钱伟长终于赶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主攻弹性力学，1942年获博士学位。当年转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在冯·卡门麾下，在喷气推进实验室，与钱学森一起工作达4年之久。钱伟长在1946年5月回国。

当钱学森在1955年回国之后，他与钱伟长共同创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钱学森为所长，钱伟长为副所长，他们又在一起愉快地共事。不过，钱伟长当时兼清华大学副校长，他的主要工作在清华大学。

钱伟长被打成“右派分子”，起因在于所谓“1·7谈话”。那是钱伟长就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接受记者采访，谈话内容发表在1957年1月7日的《光明日报》上。

钱伟长“1·7谈话”的核心，就是对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在中国推行的苏联教育模式提出质疑。钱伟长以为，中国自从推行苏联教育模式以来，弊病是显而易见的，即课程门数花样繁多、课程内容繁琐、学制一再延长、专业划分过细。钱伟长认为：“在高等工科学校中，应当以数、理、化三门课为主，如果这三门课学得透彻了，什么都好办。”

钱伟长是勇敢的。在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的日子里，能够如此公开抨击苏联教育模式，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

钱伟长“1·7谈话”一发表，在中国教育界就引起热烈的讨论，很多人赞同钱伟长的见解。然而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政治风向转变了。“反对苏联”成为划分“右派分子”的一条政治标准。于是，钱伟长在劫难逃了。

就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而言，钱伟长比起朱兆祥、何善堉、徐璋本来说，名气大得多，因此他成了中国科学界“右派”的代表人物，成了“全国共讨之”的“大右派”。“批判”钱伟长的文章连篇累牍见诸报刊。其中除了“批判”钱伟长对于苏联教育模式的否定之外，还有钱伟长的“反苏”言论：“苏联专家也不是什么都懂。”

在“批判”朱兆祥、何善堉、徐璋本这些“右派分子”的时候，钱学森可以不表态，或者只在本研究所的“批判”会上敷衍几句。但是“批判”钱伟长的大会接二连三地开，作为中国科学界头面人物的钱学森，就无法敷衍了事了。

其实，钱伟长的谈话跟1956年4月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做的访问苏联观感报告有着同工异曲之妙。钱学森早就不满于苏联、不满于苏联专家。钱学森刚回国，在哈尔滨看到那么多的苏联专家，就对朱兆祥说，中国干吗要请那么多的苏联专家？尽管钱学森批评苏联、批评苏联专家的话，有的比钱伟长还尖锐，但是钱学森的讲话只在内部小范围，不像钱伟长那样在报刊上公开发表。

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有人揭发，钱学森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之后还去看望钱伟长！

虽说钱学森的见解与钱伟长“1·7谈话”是一致的，钱学森也有诸多“反苏”言论，要把钱学森打成“右派分子”，易如反掌。不过，钱学森毕竟是作为从美国归来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来宣传，而且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热情接见，何况钱学森所从事的火箭、导弹研制工作正是中国国防科技的重点项目，所以钱学森属于“保护对象”“重点统战对象”，“反右派斗争”的声势再大，也不会把钱学森圈进“右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