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钱学森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保护”，但是钱学森作为中国科学界的一流科学家，必须“积极”参加这一“斗争”，因为开展“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主席发出的号召，是中共中央作出的决定。在那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著名作家巴金、老舍，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等，都不得不响应号召，出席各种各样“反右派斗争”大会，发表拥护“反右派斗争”的文章。钱学森也不能例外。尤其是出席各种各样的“批判”会，别人都在那里争先恐后地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批判右派分子”，你钱学森能保持沉默？

钱学森在重重压力之下，不能不对“反右派斗争”表示拥护。

1957年6月22日《光明日报》发表报道《钱学森痛斥右派反社会主义言论》，指出：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今天（6月21日——编者）的一次科学工作者的集会上，痛斥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

钱学森说，我在美国的社会里钻了二十年，我要说，美国的“物质文明”是先进一些，但是，美国的黑人、犹太人却要受压迫和歧视，中国人在那里也受歧视。美国每年用在商业广告等非生产方面和军事方面的费用有几百亿美元。假设美国没有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些钱就可以拿来为人民服务，人民生活也就会好。所谓美国生活的优越只是在表面上，事实上要不得的东西太多。它有一个很大很好的科学技术基础，但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多大好处。到底应该选择资本主义的领导，还是社会主义的领导呢？当然，只能选择社会主义的领导。

钱学森说，过去，共产党的领导工作中是存在过一些缺点和错误，共产党提出整风也正是因为要克服自己的缺点错误。但是，究竟是成绩多，还是缺点错误多？当然，大多数人都看得很清楚，成就是最主要的。比如肃反问题，虽然在工作上有某些缺点错误，但不肃反行不行？如果不肃清反革命分子，我想我们今天恐怕就不能在这里坐得这样安稳。

1957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的文章《知识分子需要不断的改造》：

为什么右派分子猖狂地向党进攻呢？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说是“利令智昏”。那么是什么“利”有这样的力量呢？这他们自己也已经招供出来了，是夺取党的领导权。做了中央的部长还不能满足，做了副部长、副校长更不能满足，一定要争取副总理以至总理、主席。他们都说他们是“有职无权”，“不能当家做主”，“大材小用”了。他们自以为是中国最优秀的“大知识分子”，可是没有被人民和党赏识，因此，他们要反党、反人民，想骑到人民的头上发号施令。这些右派分子的病根子自然是他们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一贯敌视社会主义向往资本主义，但是从上面所说的右派分子的言论看来，他们也还有一个共同的毛病，那就是自高自大，有“天下不是别人的而是我的”这种看法。虽然我们应该把右派分子和广大知识分子分清，决不能同等看待，可是自高自大、自私自利倒也是知识分子的毛病，非右派分子所专有。在这一点上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要好好地反省一下。

除了泛泛地表示支持“反右派斗争”之外，摆在钱学森面前的还有一道绕不过去的难题，那就是必须对好友钱伟长的“右派”言论予以批驳。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共党组积极动员钱学森“批判”钱伟长。须知，钱学森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兼中国力学会理事长，钱伟长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兼中国力学会副理事长，钱学森无法对钱伟长的“问题”置之度外。钱学森唯一的选择，那就是不能不随大流，也对钱伟长进行违心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