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1975年去世。在此之前，她就认可玛格丽特·卡诺凡（Margaret Canovan）著作中对她已发表著作中观点的诠释（Canovan 1974），并且与“朋友们”一道参加了在多伦多举行的关于她著作的学术会议（Hill 1979）。阿伦特的学生伊丽莎白·杨-布吕尔（Elisabeth Young-Bruehl）在前者的传记中（1986；见本书第1章）揭示了其发表著作中如下迥异议题背后内在的关联性，如犹太女性拉埃尔·瓦恩哈根的生活、极权统治的要素与起源、现代劳动社会、现代革命的基础以及独立判断的前提等。在德国，这位不属于任何哲学学派和政治阵营的女思想家的著作较晚才为人所知。在欧洲分裂的意识形态时代结束之时，人们对阿伦特的兴趣才开始增加，对其遗作的出版也随之增多（接受的历史篇，比较Heuer 2005）。

最近几年，人们对阿伦特问题的研究转向以前学术界较少关注的领域，如阿伦特思想中诗体的方法论及其意义（Hahn/Knott 2007;Heuer/von der Lühe 2007;Knott 2011;Spiegel 2011）、阿伦特与德国作家的关系（Wild 2009）、阿伦特著作中判断的系统地位（Meints 2011）、政治组织与机构的重要性（Foerster 2009）、权利的角色（Geulen u.a.2008;Volk 2010;Rosenmüller 2011）以及20世纪思想史的分类（Heinrich-Boell-Stiftung 2007）等问题。

这种研究状况显然是不充分的。比方说，就缺少对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胡塞尔（Husserl）、舍勒（Scheller）、普勒斯纳(Plessner)、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等人的学术地位的进一步研究（Krueger 2007年的第一次考虑）；也未曾涉及阿伦特现象学，以及苏格兰和英格兰哲学常识与伦理观念的可能影响，例如哲学家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s）；还缺乏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对阿伦特在霍布斯（Hobbes）和斯宾诺莎（Spinoza）问题上研究的广泛影响、阿伦特对社会契约理论的拒绝以及她对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