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发表的信件内容表明，这段浪漫史持续到阿伦特离开马尔堡的1926年。后来她在海德堡大学，最终获得了雅斯贝尔斯对其博士论文的指导。她与海德格尔之间仍有联系，直至德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33年希特勒当选总理之后，与纳粹党有公开联系的海德格尔接任弗莱堡大学校长一职。像其他所有德国大学一样，弗莱堡大学开始驱逐它们的犹太教师。早在1932/1933年冬,海德格尔就被阿伦特质问，是否其所有反犹指控都是发自内心。直至1950年，阿伦特再也没有联系过他。

海德格尔对阿伦特个人发展以及她作为思想者的启蒙是举足轻重的，而且这一重要作用是其他人和事对阿伦特的影响所无法比拟的，怎么估价都不为过。他教她缜密思维，并受益终身。他一直是她的“思想楷模”，直至她发现他在浪漫的反现代主义掩饰下的纳粹本质的可笑。这归于一种他的无世界性。海德格尔将从柏拉图到尼采的欧洲哲学视为一个整体，延续“存在的遗忘”传统。他断然拒绝这个传统，并且从“形而上学的终结”孤立地反思蜕变会是怎样发生和构成的。他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早期现象学的“此在”的学说使阿伦特深受启发。这使她终将欧洲传统的终结描述成完全另外一种情景，并且开始期待新的哲学；没有什么来自“存在”，而是来自新的政治科学，一种对政治反思的方式和方法。它不应是无世界性的、孤独的、静观的，而应是对人的境况的关注。海德格尔在与阿伦特了结这段关系之后似乎并未对她在哲学方面的发展表现出丝毫的兴趣，但他却告诉她，她一直是他从第一部著作以来写作的灵感之源和生命之爱。

1950年，当阿伦特决定恢复与海德格尔的交往之后，她释然了。她顺应、满足了自己的需求，她称为与她的过去和大爱相关的“延续”。此外，仍然令她颇感宽慰的是，44岁的她有能力与他非常坦诚地交谈。她异常艰辛的生活之路和全新的社会关系带给了她这种解脱。在雅斯贝尔斯身上，她既找到了父亲的影子，又找到了哲学上追求的新楷模。他的个人修养和对政治理想的追求都使他有能力、有勇气抵制国家社会主义。他的亲和力似康德。承蒙他的支持，阿伦特开始关注社会责任方面的问题（她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奥古斯丁“爱”的理念）。她撰写了拉埃尔·瓦恩哈根的传记，旨在探究18世纪犹太人的沙龙生活，并特别关注了在没有政治共同体的境况下对当时的犹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等议题。通过德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阿伦特找到了一份政治学指导教师的工作。1933年她还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即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政治工作，由此招致了盖世太保的拘捕，致使她流亡至法国。幸运的是她被抓捕她的纳粹释放。此时，在结束了与年轻犹太哲学家京特·施特恩（后称京特·安德斯）对她来讲没有爱的婚姻之后，两人分手。他们1929年结婚，并曾共同生活在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