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著作为政治学提供了新的科学性，其内容是阿伦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频繁地浮现于脑海中的。她在海德格尔的引领下用思想证明了欧洲哲学传统，乃至欧洲传统本身的终结。她的思想获得政治上新的突破，发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体形式——极权主义。在文章中，她分析了柏拉图之后每一个重要政治学概念的历史，并且重新将它们概念化，她称为概念性的“除霜”。她用到了很多从海德格尔那里学到的词源和哲学分析的技术。除此之外，在《积极生活》一书中她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框架：一个含有六个条件的方案确定人类的生活——生命本身、与地球的联系性、（文化意义上的）居住于地球、创生性（诞生性）、必死性、多元性（与其他不同的生命共处）以及各种人类活动的归纳——劳动、生产和行动（见本书第4章第3节）。这些模式使她能在极宽极深的空间对行动的条件和回溯发生的改变进行思考，而这些行动决定着今天人类的生存。在《论革命》一书中她以美国的历史为例，考察了如何应对人类欲望的问题，旨在创新和聚集新的政治形式。阿伦特将为这个国家制定了宪法的美国革命，与在法俄发生的以及在她青年时期不成功的德国1918~1919年革命进行比较，也就是说，与那些没有形成共和国的、宪法未曾有能力确保自由的革命相比。特别地，现代革命创造了不同形式的地方议事会。阿伦特认为，这些议事会都能够表现出适当的政治形式，能够为它们自身产生的言行提供空间。这些议事会是后极权世界迫切需要的、可再生的政治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