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又再次修订。当阿伦特1961年在耶路撒冷亲眼见证了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过程之后，她对该事件的回应为她开启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她极具争议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邪恶的报道》先是发表在《纽约客》上，接着成书出版（见本书第2章第6节第1部分）。这份报告与其中有关“极端的恶”的讨论开启了《极权统治的要素和起源》一书的历史。那时阿伦特就明确，当她把集中营里的恶定位成“极端的恶”时，未曾考虑行动者的动机，即它们缺乏任何军事或政治动机。她描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却并没有视任何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个体——希特勒本人也不例外——为目标专一的人或思想者。当她观察耶路撒冷审判大厅里的艾希曼时就认为，他并非某个思考着的并且有判断力的人，而仅仅是一个没有思想、服从“元首”意志并（不惜）背离其原有道德标准的人。这一结论与她不留情面的对纳粹操纵犹太人委员会的考量，使她的报告成为国际论争的焦点。这种讨论也通过罗尔夫·霍赫胡特的剧目流入德国，并引发公愤。霍赫胡特借《副手》剧目发问，为什么当教皇庇护十二世得知灭绝集中营里所发生之事的时候并没有发声。在德国，《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成了1968年出生的那一代人的标杆性文件，这使得他们能够尝试与其纳粹父亲那一代人“划清界限”。

20世纪60年代中期，阿伦特所研究的极权主义得以再次兴起，不再有令她颇受煎熬的恐惧，不再是孤立的政治评判标准。《起源》因此能够以三卷册的形式再版，每一本以原著中的一个部分为主题，它们分别是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她为每一本都附上了新的前言，分别描写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世界政治现实。在极权主义这本的前言中她探讨了苏联的“去极权主义”，回归政治目标和国家利益，并形成与海外经济帝国主义相对的、20世纪后期大陆帝国主义的形式，这种模式被美国在拉美和东南亚等地实践过。

在这十年间，即1950年阿伦特重返德国与1961年出席在耶路撒冷对艾希曼的审判之间，她不必再顾忌犹太组织或出版社的工作。布吕歇尔虽然并没有对大学有正式的联系或特别的偏爱，但他还是在巴德学院（Bard College）接受了一个讲师的职位。阿伦特以学期为单位，被不同的美国大学邀请，获得奖项（包括莱辛奖）和奖学金。对这对夫妻来讲，这为他们开启了一段静谧的、经济有保障的创作阶段。那是一段不再受到政治灾难影响的日子，尤其是麦卡锡主义的风波过后。阿伦特利用在不同大学授课的机会，使讲稿不断完善，为它们日后成文成册做着积极的准备。它们是1958年出版的《人类生存条件》，1961年出版的论文集《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和1963出版的《论革命》（包括一篇尚未发表的有关马克思的长文，见本书第2章第5节第1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