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一部三卷册著作《精神生活》正在酝酿当中。它由《思考》、《意志》和《判断》构成（见本书第2章第8节）。当阿伦特论及无思想性、自我意愿在他人统治下屈服以及拒绝自主判断时，她的头脑中就会浮现对艾希曼这个人物形象的记忆画面。三卷中的每一本都是一种对历史哲学的检验和重新概念化的过程。它们不仅描述了精神现象中的这三种能力，而且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概括。这本书应该成为“精神的现象学”，但却没有黑格尔形而上学的色彩，或许与康德式的、不信任任何一种命令或绝对性的三大“批判”契合度更高。

在阿伦特的哲学兴趣转至《精神生活》著作上来的这段时间里，她继续撰写有关欧美政治的文章。尤其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她在研究工作方面的紧迫感和危机感越来越强烈。她开始担心海因里希·布吕歇尔的健康状况，于是在离他们的纽约居所不远的社会研究新学院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样，她就不必像以前那样远赴芝加哥或其他大学讲学。与此同时，政治的现实也让她忧心忡忡。她认为，她曾在《论革命》一书中充满激情和赞叹地所著述的美国式共和也出现了危机，甚至开始丧失方向并且远离原有的革命传统（见本书第2章第7节）。这种失误主要体现在越南战争的问题上。从一开始她就与德国移民圈、《部落》一起抵抗越战，甚至还发展了约翰逊总统的安全顾问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此外，她还支持了学生的反战游行。随后，她开始关注“误解”导致灾难性政治后果的可能性问题。同时，阿伦特着力研究了暴力的概念，并且在1969年《纽约书评》上发表了题为“对暴力的反思”的长篇论文。

这本1970年以《论暴力》（德文名《权力和暴力》）为名出版的著作（见本书第2章第1节）主要指向欧美学生运动中的参与者。借此，她告诫学生们谨防任何形式的暴力从手段演变成目的的危险。阿伦特严厉批评了从索列尔（Sorel）、法农（Fanon）到萨特（Sartre）等不同哲学捍卫者有关暴力的学说，也包括那些他们力挺的思想，如毛泽东思想。首先，她从概念上严格区分了作为手段的暴力与权力的区别，并指出一般情况下人类聚集并集体行动时不存在暴力问题。她认为，人们之所以会使用暴力，是因为他们没有权力或拥有的权力已经丧失。由此可以证明，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越南实施轮番轰炸并让后者失去权力的时候，美国必须面对来自越南北部城市与农村民众的顽强抵抗。那里的游击战勇士无处不在。

《论暴力》是阿伦特发表的最后一部政治分析类著作。她连续数年的不安终于显现了。其一是她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打击——不是政治方面的，而是非常私人的。卡尔·雅斯贝尔斯因身体严重衰竭而去世，享年86岁。1969年2月26日，阿伦特收到从格特鲁德·雅斯贝尔斯（Gertrud Jaspers）那里传来的噩耗：“卡尔离世。”阿伦特立即飞往巴塞尔去参加他的葬礼。在其追悼会上，她所致的“与逝者心灵相通”的悼词精彩纷呈（BwJa 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