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吕歇尔去世那年，阿伦特64岁。虽然她仍然以非凡的精力投入工作、与朋友聚会以及去欧洲度假（布吕歇尔离世后，她不再去卡茨基尔山区而是去洛迦诺瑞士南部城市。——译者注附近的一个幽静的膳宿公寓避暑），然而她对自己的健康从来不怎么重视。对医生让她戒烟的建议，她的态度是明确的：她曾尝试戒烟，然而当不抽烟无法写作时，她便不再坚持了。当她再度回到《精神生活》一书的写作上来的时候，也曾试图少抽些烟，但也终因她非常大的工作强度而不得不放弃。那期间，她阅读的哲学文献数量超过了自从自己做哲学系学生以来所阅读过的哲学文献总数。在她收到来自苏格兰阿伯丁（大学）著名的吉福德讲座的演讲邀请的时候，她就为这个著作的《思想》和《意志》两部分（《判断》这部分未曾动笔）确定了应该完成的最后期限。1974年，当她在阿伯丁做第二部分演讲时，突发心肌梗死。

自从那次阿伦特的身体恢复之后，她开始变得谨慎了。她允许自己较多地休息，晚上放松地跟朋友们一起度过。他们包括老的移民朋友，还有新的美国朋友以及高年级的学生，有时她还跟他们一起去电影院或去听音乐会。她努力重拾那些在艾希曼论争中一度受损的友谊，并且约见一些她自布吕歇尔去世以来因节哀没有见过面的人。在这段比较安静的时期，她获悉自己获得了由丹麦政府颁发的欧洲文化贡献奖——索宁奖。她在哥本哈根的获奖感言中（Arendt 2005）谈到一些问题和风险，尤其是针对那些有声望和知名度的思想者。她的一席话成为对如何保持、保护“精神生活”问题的冥想。人们不应因为对政治事件的担心而有所退缩，而应该很好地去判断。

阿伦特拒绝了很多来自大学和学术会议主办方的邀请，唯独接受了一个有关政治问题的演讲邀约。她同样以美国公共领域中有威望的人的身份，受邀在1976年波士顿音乐厅论坛纪念美国200周年庆典上致辞。她题为“恶有恶报”（Home to Roost）（IG 354-369）的演讲通过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播出，并且发表在《纽约书评》上。演讲时间虽然不长，但她却坚定地指出美国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危机。通过它们，她看到了美国宪法和政府共和制自从越南战争直至水门事件以来所遭受到的挑战。

1975年，阿伦特在她瑞士的膳宿公寓度过了一个安静的夏末。为《精神生活》最后一部分《判断》的写作她阅读了康德的著作，还拜访了一些朋友，总之她尝试着放松自己。她在曾作为卡尔·雅斯贝尔斯文学遗产管理员浏览过所有相关文件的马尔巴赫度过了一个月紧张的资料查阅期。她还并不轻松地拜访了海德格尔，看到生着病和几乎已经耳聋了的他。那是他们最后一次的见面。那个秋天，她身体状况欠佳，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因经济不景气而处处危机四伏的纽约。1975年11月底她曾一度晕倒在自家门前。几天后，也就是1975年12月4日，在她与邀请来的朋友共进晚餐时，又一次心肌梗死发作，这一次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