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引证汪精卫的这些旧诗，只想说明一个问题：诗词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提供了一些可能的线索，它在一定程度上重申了我们生存的意义，道出了一些隐秘的内情，尽管有时候显得矛盾重重。

诗与思

关于“诗之罪行”，我在课堂上和学生们有过一些讨论。有天我给学生们看了一首我写的诗，让他们分析它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他们的回答没有让我失望。至少他们会说：老师，在诗歌里，感性与理性没有那么对立吧？

是啊，可为什么诗歌却给了世人这种印象，认为它只是感性的容器，只能盛放欢笑和泪水？事实上，远在西方，诗与思的争辩差不多贯穿了整个思想史。在古希腊，甚至发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关于是否应该驱逐诗人的大讨论。

在苏格拉底那里，诗歌是想象与神话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说是远古荒诞的世界，与他想要追求的热爱真理的世界格格不入。他认为诗歌不仅制造影像、充斥谎言，使假象伪装成了真实，而且因为纵容贪婪和爱欲，也有了道德或政治上的缺陷。柏拉图似乎完全接受了这些观点，认为饱含感情的诗歌是危险的，荷马以及那些希腊大戏剧家要被永远赶出城邦，流放到外地。读者不难发现，这其实是另一版本的“罢黜百家”，只不过它所独尊的是理性。柏拉图的“哲人王”思想与此一脉相承。理性被推上神坛，无所不能，其他多为妖孽。

柏拉图虽然继承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观点，却没有得到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认同。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有诗的真实，这种艺术真实反而有益于揭示普遍的真理。而且，诗还可以建设城邦正义与秩序，塑造公民的灵魂。亚里士多德再次表达了他爱老师但更爱真理的态度，客观上也说明了诗与思之辩的复杂性。诗与思的争辩在后世延续，包括我在前面提到的对“文学病”的声讨。

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何要驱逐诗人？这一激烈态度与其说是源于他们的某种极权主义倾向，不如说是源于某种“理想的焦虑”。为了打破诗歌、绘画、戏剧等“模仿艺术”的垄断地位，他们一心希望哲学能够后来居上，使其所代表的理性主义在希腊被广为接受。也正是在这种焦虑的推动下，到了十八、十九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理性的重视逐渐上升为对人的无限理性的盲目崇拜，政治也因此变成可以拿人做实验的科学，政治正确变成了理性生产线上唯一合格的真理。到了极端的革命的年代，诗歌真的被彻底驱逐，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掏空了灵魂的标语口号。

具体到中国，通常我们很难将“八个样板戏”同以追求真理为一生理想的苏格拉底画上等号。但那个年代将艺术归为“真理部”下属部门的做法，与苏格拉底当年推崇理性而驱逐诗歌的主张何等神似。

苏格拉底的担心在其追随者身上应验了，弄权者运用其政治理性时，将生产真理变得像谱写诗歌一样随心所欲。至于柏拉图试图构建的理想国，和近几百年间许多空想家提出的各种乌托邦设想，又何尝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拙劣“模仿”或“想象”？

回到前面我与学生们讨论的问题。诗歌并不绝然属于理性或感性。一方面，我认为有些理性的东西，或许更适合通过诗歌来表达。我持这一观点，和我对语言的理解有关。我们所用的语言，表面上看精确，其实处处是模糊的陷阱。这并不是说我相信“含混的世界”只能用“含混的语言”来表达，而是说诗歌的语言和它所具有的开放性会为我们的表达留有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