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文体而论，我也不认为论文就更理性些。今世许多见诸媒介显要位置的长篇大论，气势汹汹，颠倒是非，何尝有真正的理性可言？文言文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旧时中国人的表达，但不还留下了《盐铁论》①这样精彩的庭辩记录吗？思想不自由的时代，当写诗变成文字游戏，它便不再属于思想文化的范畴了。前文提到“诗歌大跃进”，诸如“肥猪赛大象，只是鼻子短。全村宰一头，足够吃半年”之类的诗歌，只能算是文字马戏了吧。

退一步说，即使是一首仅限于抒情的诗，只要它具有抵达人心的美，就能唤醒人们沉睡的理性。这在我看电影《窃听风暴》时深有体会。极端的年代，掌权者通过暴力和“新词”推销真理和幸福。然而，击中内心的诗歌和音乐，会激起人们对爱和美的回忆与向往。一旦抵达内心，谎言织起的真理大厦顷刻间变得弱不禁风。所以我坚持认为，文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为社会进步提供解决方案，而在于对人性之美的坚定扶持。

记得年少时在乡间上学，在秋冬的早晨，看着凝结在路边的白霜，总会在心里吟诵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因为这两句诗，即使是那样孤独的清晨，也会觉得自己是走在一首始自远古的诗里，且有诗人同行，觉得自己所受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即使是在以理性著称的德国，哲学家们往往具有诗人的气质，如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事实上，尽管柏拉图像苏格拉底一样批评荷马，但他似乎更像是荷马的同路人。柏拉图没有放弃文学的语言而采用“真理的语言”，他写作的对话录甚至被人归类为广义上的诗。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赞美柏拉图的对话犹如一叶扁舟，从苏格拉底那里拯救了“遇难的古老诗歌和她所有的孩子”。而雪莱在《为诗辩护》中直截了当地断定柏拉图就是一个诗人。况且，诗与哲学本来就密不可分，像莎士比亚、但丁、弥尔顿本身也是了不起的哲学家。

我读赵越胜的《燃灯者》，印象最深的是书中提到哲学家周辅成对天才的分类：一等天才献身文学，把哲学也讲透了，像莎士比亚、歌德、席勒；二等天才直接搞哲学，像康德、黑格尔，年轻时也作诗，做不成了就回到概念里；三等天才就只能写写小说了。文学之所以被哲学家抬到如此高度，恐怕还是因为文学涵盖了一切人学。无论是理性还是情感，凡人所有的，皆可在文学中找到。很多时候，诗歌被理解为逃脱了语法的阴谋诡计，逻辑也在此缺席，是一种直抵人心的艺术。事实上不仅如此，诗歌还能由心抵达智。

如果读者对此仍然心有疑虑，不妨再看看法国诗人雅克·普列维尔的《公园里》：

一千年一万年

也难以诉说尽

这瞬间的永恒

你吻了我

我吻了你

在冬日，朦胧的清晨

清晨在蒙苏利公园

公园在巴黎

巴黎是地上一座城

地球是天上一颗星（高行健译）

在我看来，这首诗所表达的关于存在的内涵，并不亚于一篇严谨的哲学论文。而且，它是那么宽阔，那么柔软，那么美。

诗与私

在1993年初的大学日记里，我摘抄了《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许多话。其中一句来自易卜生。大意是说一个人不能只是保有才气，还要保有那些让他的人生充实且富有意义的热情和痛苦。我想，诗歌与文学的价值，就在于此吧。它给了我一片宽阔的土地，收藏热情与痛苦的种子，并为我生长出意义的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