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在海昏侯刘贺的墓中发现这些儒家经典，是很正常的事情，只是对历史文献的记载起到印证的作用。在这一方面，这些著述的出土，并没有向我们提供什么传世文献之外全新的信息，它所能发挥的独特功效，只是补充了具体的实物，同时还可以看到早期文本的实际面貌（不过仅仅是这两点，价值也已经很大）。

又如前面第四章提到，霍光宣布废除刘贺帝位时，刘贺竟然还向霍光争辩什么“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憨傻地想要以此来保全自己的帝位。刘贺讲的这两句话，语出《孝经》，是与海昏侯墓出土的所谓《易经》《礼记》《论语》等性质相同的儒家经典。但刘贺引述这句话，并不能证明其修养高深，神智精明。如前所述，清人朱一新反而剖析说：“观昌邑临废两言，犹非昏悖，特童騃不解事耳。班氏载此，具有深意。”也就是说，在朱一新看来，班固在《汉书》中记明此事，是有意用它来说明刘贺并不是什么昏悖不堪的歹人，只不过傻乎乎地不明白事理而已，而这一点，恰恰是对刘贺其人“清狂不惠”这一神智状态和“动作亡节”这一行为特征最好的证明。

还有海昏侯墓中，出土有不止一件两周时期的铜器，于是，又有人据此做出推断，以为刘贺还有文物收藏的雅好，显示出很高层次的审美需求。但这些西周和春秋时期的铜器，究竟是用作一般器皿使用，还是作为文物藏弆，或是用作摆设观赏，说者并没有提供相应的依据。至少对于我来说，在没有看到确切的证据之前，顶多只能将此看作是一种纯逻辑的可能性，而在学术研究中不提供任何证据就做这样简单的逻辑推论，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时有一名为“李少君”的方士，“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

就上述文字内容而言，我感觉汉武帝这件齐桓公十年的“故铜器”，恐怕只是一件很普通的生活用具。若是作为珍藏的古代宝物，并且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时尚，那么，汉武帝本人和宫中其他能够接触到它的人，对其制作年代和珍贵之处，理应尽皆知悉，何须特地“案其刻”始得辨识所属年代？又何须将李少君视之为神？显而易见，对刘贺等汉朝人是不是如此郑重地把两周铜器当作一种古董来收藏、鉴赏，还需要做出更为具体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