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各章讲述的刘贺的身世及相关政治背景，在《史记》《汉书》等基本传世文献中，本来都有比较丰富的记载。以往一些比较通行的现代研究著作，叙述往往比较粗疏，以致很多基本面貌，显得模糊不清，但那是研究者没有特别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或是未尝用心读书所致，而不是历史典籍缺乏足够的记载。实际上，并不需要简单依赖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遗物来对相关史事做出新的论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赖此得出与传世文献记载截然不同的结论。

诸如刘贺之登基称帝，立也霍光，废也霍光，并不取决于刘贺本人有多优秀，或是有多昏乱，而霍光的阴谋和伎俩在《汉书》当中也有非常清晰的记载。

现在一些人依据海昏侯墓中出土的诸如所谓“孔子屏风”（实为矩形铜镜镜背）或属《易经》《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的简牍（其中有些内容还有待进一步认证，如所谓《易经》就是如此），甚至乐器、两周铜器等，来证明刘贺其人本属循规蹈矩的正人君子，并且情趣高雅，爱好音乐、喜欢收藏，等等，从而很轻易地做出新的判断，以为《汉书》等传世典籍有关刘贺“清狂不惠”“动作亡节”之类的记载，尽属霍光之辈肆意厚误。如此简单地阐释出土遗物，恐怕同样严重脱离实际，这样的研究方法，似乎并不可取。例如，前面第六章中已经谈到，儒家经典，在当时的皇家子弟教育中，本已成为一项基本的内容，昌邑王刘贺的老师王式，就明确讲过他“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的情况。其实比这更早，在前面的第二章中，还谈到了刘贺的父亲老昌邑王刘髆，甫一受封，汉武帝就指令“通《五经》”的夏侯始昌给他做“太傅”的事情。

例如，前面第六章中已经谈到，儒家经典，在当时的皇家子弟教育中，本已成为一项基本的内容，昌邑王刘贺的老师王式，就明确讲过他“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的情况。其实比这更早，在前面的第二章中，还谈到了刘贺的父亲老昌邑王刘髆，甫一受封，汉武帝就指令“通《五经》”的夏侯始昌给他做“太傅”的事情。

面对历史文献的清楚记载和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我想，与其动辄揣测通过这件器皿来改写中国制作蒸馏酒的历史，不如更好地对比上海博物馆等处收藏的类似器皿，梳理同类器物的演变序列，以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其功用和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