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入五级风暴

开车从旅馆前往国会山参加我的国防部部长提名听证会，回想自己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个时刻，我不觉暗暗称奇。我在堪萨斯州威奇托市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长大。我哥哥和我是我们家族第一批拥有大学学士学位的人。我父亲是一家汽车零件批发公司的销售员。他是共和党的死忠粉丝，把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当作偶像，却将富兰克林·罗斯福称作“那个该死的独裁者”；我到10岁左右才知道哈里·杜鲁门的名字不叫“讨厌鬼”。我母亲一边的家庭成员大多都拥护民主党，所以我似乎从小就觉得两党合作合情合理。一直以来，父亲和我都经常谈论甚至是争论政治话题和世界大事。

我们的四口之家亲密无间，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一个充满关爱、亲切和欢乐的家庭里度过的。我父亲身上有着不可动摇的正直品格，他心胸开阔，在对待人的问题上有着开放的态度,但面对政治问题则例外了。他很早就教导我，评价人不可一概而论，而要根据其个人品质做出判断，决不能看他属于哪个群体。他认为，那样做会导致仇恨和偏见，是纳粹分子的行为。父亲不能忍受谎言、虚伪、装腔作势的人和不道德的行为。在教堂做礼拜时，他偶尔会向我指出一些不符合他为人标准的重要人物。我的母亲和当时很多女人一样，是一位家庭主妇。她深爱我们兄弟二人，从各个方面来说她都是我们家的主心骨。当我还是个孩子时，父母就反复地告诉我：只要努力奋斗，世界上没有达不成的目标；但他们也经常告诫我：永远都不要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我在20世纪50年代的堪萨斯州长大成人，那是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每天的话题都围绕着家庭、学校、教堂和童子军。哥哥和我都是鹰级童子军（Eagle Scouts，童子军中荣获最高奖章者。——译者注）。父母坚持要我遵守某些规矩，但只要不触犯这些规矩，我就有极大的自由去探索并尝试做其他事情。哥哥和我很有冒险精神，也有一点调皮，因此我俩都是医院急诊室里的常客。小时候的我爱自作聪明，也常与母亲顶嘴，父亲若听到我与母亲争吵，常会反手一巴掌甩在我脸上。如果我做错事，母亲会用削好的柳条鞭子打在我赤裸的小腿肚子上，她是这一惩罚的行家。在我们家，撒谎将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我被惩罚的时候相对较少，尽管当时我觉得深受“压迫”，但现在我却觉得自己理应受罚。不过，他们的期望和教训同样教会了我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承担后果。

父母塑造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人生。在前往参议院的那天，我在路上意识到正是我的父母早年在我身上灌输的人格品质，才引领我走到今天这个时刻。而放眼未来，我也知道父母即将面对前所未有的考验。

我以前经历过三次提名听证会。第一次是1986年，我被提名为中情局副局长，听证会如公园散步般轻松，结果是全票通过。第二次是1987年初，我被提名为中情局局长，当时正值“伊朗门事件”（“伊朗门事件”是发生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政治丑闻,指美国里根政府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一事被揭露后而造成严重政治危机的事件,因国际新闻界普遍将其与尼克松的“水门事件”相比，故得名。——译者注）期间。由于我在该事件中扮演特殊角色，有诸多问题无法回答，因此参议院显然不会批准我的提名，于是我选择了退出。第三次是1991年，我再次被提名为中情局局长。那次的听证会冗长而艰难，但提名最终还是获得批准，当时有1/3的参议员对我投了反对票。这些经验告诉我，除非我真的在听证会上搞砸，否则我将高票获准担任国防部部长。当时有一幅时政漫画完美地捕捉了1991年听证会上参议院和媒体的想法——画中的我站在台上高举右臂宣誓：“我现在不是，而且以前以后都不会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这是个让人保持谦卑的有益提醒，告诉我提名获准的关键不在于我是谁，而在于我不是谁。它也反映了华盛顿的政治氛围已经恶化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