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帮助我的人有很多，有时候是太多了。好像五角大楼的每个人都想见我或给我送简报。我险些淹没在这些文件里，多亏副部长戈登·英格兰、参联会主席彼得·佩斯，以及参谋长罗伯特·兰热尔救了我，把我确实该见的人和该看的简报做了合理的安排。五角大楼之外还有大量不为任何个人利益而向我提供建议的人，这反映出一个事实：很多华盛顿内部人士都相信国防部的确陷入麻烦中，为了国家我必须成功。我邀请约翰·哈姆雷一起吃饭，他是克林顿总统第二任期内的国防部副部长，此后还领导过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哈姆雷的建议非常中肯。除此之外，他还发现五角大楼的决策制定“就像古罗马的竞技场，角斗士在皇帝面前厮杀，然后由你来决定谁是赢家，必须有人来确保竞技场里里的角斗是公平、透明和客观的”。

哈姆雷还提了两个对我的工作方式产生深刻影响的建议。他强调了同时支持满足现在装备和未来装备需求的重要性。我很快就会发现，在与未来战争相关的武器装备支持力度上，无论是数量还是影响力，都已远远超过对今天武器装备的支持力度。为了使已经投入战斗的部队获得他们需要的装备，我将成为他们最重要的支持者。哈姆雷还说明了在供给（征兵、训练和装备部队）与需求（战场指挥官的需要）两方面提供独立支持的重要性。他觉得，由于战场指挥官意识到军队数量无法满足需要，他们对军队的要求可能也受到了限制。因此，我应该坚持要求战场指挥官告诉我他们需要多少军队与装备，然后由我去想办法满足需求。

我还求助了老朋友科林·鲍威尔。我认识鲍威尔将近25年，在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时期都与他有过密切合作。作为一名职业军官和参联会前主席，鲍威尔不仅对五角大楼了如指掌，更在军中保持了不少良好关系和人脉资源。我通过电子邮件向他提出了一个具体请求：“你立刻就能帮上忙的一件事，就是让所有和你谈话的高级军官知道：我并不认为自己知道怎样结局全部或大部分难题。我是个很好的倾听者，尤其赞赏坦诚的态度。我也会尊重他们的经验和看法。”

当然，我也收到了很多我认为并不合理的建议，例如针对很多高级文官和军官或好或坏的评论。我听说很多人都认为我会清洗拉姆斯菲尔德的文职班子，对因此而造成的职位空缺非常有兴趣；还有几个人建议我任命自己的过渡班子，来监督我必定会实施的一切人事变动和政策变动。

恰恰相反，我趁着这段空位期，在如何领导国防部的问题上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是我所做的最明智的决定之一。我决定不带任何助手和秘书，而是孤身一人走进国防部。我曾多次目睹一名新上司带着自己人上任给整个团队和士气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交接工作总是带着点敌意，甚至还会引发怨恨。当然，新来的人对于如何在新地方开展工作也毫无头绪。所以，我上任后不会有什么清洗。在这种战争时期，我可没有时间来招聘新人，也负担不起在职培训新人的高昂费用。我们更没有时间完成新任命官员必经的批准程序。我留下了所有人，包括现任参谋长罗伯特·兰热尔，以及德隆尼·亨利，后者是私人助理、日程协调员和满场飞的多面手。以后要是有人工作不力或合作欠佳，我可以再换人。在我看来，战时延续性是一切事情的关键，我要表现出我对他们的信心，相信团队中的人都是能干而敬业的专业人士，他们不会让我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