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黄仲则还是十八岁、意气风发的少年，尚未察觉日后苦楚端倪。

他九岁时，在学使面前吟出“江头一夜雨，楼上五更寒”，诗才初显，句惊四座，颇有盛唐、两宋才子一鸣惊人的风范。

十六岁第一次应郡县试，得头名。次年，又补博士弟子员。这等崭露头角、显露才华的方式让人不由得对他寄予厚望。

这个开端就像美艳而充满诱惑的罂粟花，摧损着他的生命。

像世间任何一位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少年一样，他渴望着立身于世，渴望着建功立业，所以写下了这首《少年行》：

男儿作健向沙场，自爱登台不望乡。

太白高高天五尺，宝刀明月共辉光。

彼时正是乾隆三十一年。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间，清廷平定准噶尔、天山南路大小和卓叛乱，其势力范围尽归大清版图，重新命名为“新疆”，胜利的激昂之气鼓舞着生逢其时的大清子民。

乾隆二十年，清军在格登山大破准噶尔部，叛军首领达瓦齐败窜南疆，终被乌什回部擒获，交押清廷。清廷在格登山立碑，由乾隆亲自记撰，是为“格登碑”。

用兵多年，一朝安定边陲，剿灭心腹大患，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着实是可喜可贺的事情，连带着当时大多数人，也踌躇满志，意欲报效国家。这般心思，直如唐人所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杨炯的《从军行》这样写道：“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我年少时读诗，总偏爱些激扬意气，觉得兴致勃勃，所以对这首诗记忆犹新。杨炯是初唐人，少年时即以神童举，应试及第，初时仕途顺遂，后被族人所累，屡见迁谪，卒于盈川县令任上。与诗中所言一样，“宁为百夫长”。其吏治以严酷著称，不知是否有“崇武”这层心思作祟。

仲则亦言：“男儿作健向沙场，自爱登台不望乡。”自有一番投笔从戎的慷慨意气。他可知，激扬如唐人，后来也纷纷在战场上灰了心。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征人一夜尽望乡。”这是中唐人李益的诗作，说的是侥幸生还之人的悲凉惆怅。若是战败了呢？只怕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诚是疏狂人醉后伤心语。生死已不堪，亦不能计较。唯有以身作剑盾，抵挡这战乱风尘，保全更多人的安宁，即使不是一世，只是一时。

边塞苦寒，熬白了少年头；战争杀戮，多少人有去无回。这边红颜还在思量，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那边俊彦才郎已成枯骨，关山隔阻，魂魄不曾入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