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接到“署山东巡抚”的谕旨时，心情极其复杂。

在这道谕旨的后面，还有一个特别的“嘉奖”：赏在西苑门骑马。

对在外省任职的官员来讲，这绝对是极大的喜讯。一省巡抚，二品大员，帝国的封疆大臣，这个官职所能带来荣耀、权力、财富以及所有能想到和想不到的好处，会令盼望任命和升迁的各级官员梦寐以求。野史和民间议论都说，袁世凯因为在戊戌年间把康有为们的“革命”计划告诉了慈禧而得到重用。其实，从戊戌到如今的一年间，袁世凯一直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不但没有任何升官发财的迹象，就连北京也没有再进过一次。这个任命似乎预示着袁世凯的时来运转。但是，即使已经坐在巡抚的官轿里前呼后拥地上任的时候，袁世凯心里也并不踏实，他就是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

朝廷谕旨的全文是：命毓贤来京陛见。以袁世凯署山东巡抚。

谕旨的措辞是微妙的。

毓贤被解除山东巡抚的原因众所周知：因为镇压义和团不力。其实，毓贤对造反农民的态度十分明确：不是镇压不力，而是怂恿和支持。这一点在朝廷训斥毓贤的谕旨中可以看出：“巡抚毓贤固执已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意存偏袒，命即查明各种会匪名目，言行禁止，以靖地方。”４４朝廷的意思很明白，义和团是“匪”，要坚决予以镇压；而解除毓贤的职务，就是因为他对义和团“意存偏袒”，引起了洋人一次比一次严厉的抗议，山东的局势也越演越乱。在这种情况下，处分巡抚毓贤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一点没人会感到奇怪。奇怪的是，虽然被解除了职务，但并没有见到朝廷下达关于如何处置毓贤的谕旨，见到的只是“命毓贤来京陛见”这句话。袁世凯在帝国官场上混了多年，对“来京陛见”这样的措辞再清楚不过了：对于外省官员来讲，这该是披红戴花敲锣打鼓的事——这是当面向朝廷“汇报工作”的意思——毫无例外地，“来京陛见”的官员必将另外受到特别重用。那么，对于义和团的造反农民，是应该采取坚决镇压的策略，还是应该走毓贤的老路？朝廷对义和团到底是什么态度？具体地说，慈禧老佛爷到底想在义和团这个问题上做什么文章？

这个问题即使是一念之差，也关系到袁世凯今后的荣衰。

一向被帝国的官员们认为——并且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脖子上长了个狡猾脑袋瓜子的官场老手袁世凯，现在糊涂了。

而且，在任命他为山东巡抚时，前面还多了个“署”字，在大清帝国的官方语言中，这是“代理”的意思。也就是说，这还不是正式的任命，封疆大臣能不能做，还得看他在山东的表现。具体地说，要看他在对待义和团这个目前朝廷最棘手的问题上的表现。

袁世凯率领的是一支装备着西洋枪炮、人数达七千人的精良的部队。因为弄不清楚朝廷的意思，这支队伍跟在他的身后缓慢地行军。袁世凯是在等待进一步的指示。果然，朝廷的谕旨连续到达。但是，看了谕旨的袁世凯更加糊涂了。

谕旨一：“山东民教失和，命袁世凯持平办理。”４５“持平”是什么意思？

平均着镇压，各打五十大板？

谕旨二：“以拳民聚众滋事，命袁世凯总以弭患未然为第一要义。如始终抗拒，即须示以兵威，亦应该查案情，分别办理，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４６既要“示以兵威”，又“不可一意剿击”，还要“分别办理”，怎么可能同时做到呢？

谕旨三：“山东民心未定，命袁世凯不可一味操切，以致激成巨祸。”４７——“不可一味操切”，是不是说，等一等看一看呢？“民心未定”，是不是说义和团是“我”是“敌”还没有最后确定？

大清帝国政府在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优柔寡断、前后矛盾以及延续到一九０一年的出尔反尔，逼真得如同那个名为慈禧的老女人的性格，这无异于把一个巨大国家的政治命运当成了自家后院里的妯娌吵架、婆媳不和。而谁都无法预料的悲惨结局最终还是要降落在义和团身上，降落在那些待在家里活不下去、出来闯荡同样活不了多久的农民身上。

袁世凯还没到达山东境内，就接到了探子的报告。那个支持义和团造反并且亲自下令杀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的前巡抚毓贤，正奔走于北京的各个王府之间，到处表演义和团的“神功”，据说他当众生吞了两条活鱼，并且说义和团的法术比这个厉害多了——不知道能够把活鱼吞到肚子里去，与义和团御敌打仗之间有什么技术上的逻辑关系，反正毓贤不但受到皇亲王公们的款待，而且还得到一份极其特殊的、无上荣耀的赏赐：一幅慈禧老佛爷亲手书写的“福”字。

因为这个赏赐，美国公使康格向帝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

当二十世纪就要到来的时候，中国人的思维却进入了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混乱时期，以至于整个国家的历史在那段日子里每一天都显得扑朔迷离。

对于农民的造反，帝国政府要强硬镇压是有其必然理由的。因为距离义和团最近的一次大规模农民造反是太平天国，而太平军的农民们给大清帝国带来的动荡和威胁，其阴影至今还没有完全消散。当山东的农民打起义和团旗帜的时候，帝国的掌权者至少看见了这样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农民们造反的“神灵”背景。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的农民运动，无一例外地都有这样一个背景，这个背景的含义具有无法想象的鼓动力量。义和团的北方农民与太平军的南方农民不同的是，前者憎恨上帝，后者热爱上帝。不管热爱还是憎恨，帝国的统治者明白，被绝望的生活现状逼上梁山的农民们无论高喊的是什么口号、攻击的是什么目标，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现实生活的所有方面全都打它个稀巴烂，如果顺便能够把当权的朝廷也打垮了，当然就更妙了——这就是“巨祸”的含义。

所以，在一九００年一月以前，大清朝廷发出的涉及义和团事件的谕旨，口径是一致的：镇压。

但是，一九００年一月，帝国的京城内发生了一个微妙的事件：慈禧企图废黜光绪皇帝。

与此同时，帝国的京城内还发生了一件微妙的事件：洋人们坚决反对慈禧废黜光绪皇帝。

而这两件事发生的前因是：在那个短暂的春天里，这个古老的帝国里第一次出现了变革维新的声音。

于是，一个将使帝国遭遇重创的“借刀杀人”的政治手腕，悄悄地在慈禧的心中形成了：不管义和团的农民们造反的目的是什么，至少他们攻击的目标是慈禧眼前非常需要也非常愿意看到的，那就是洋人！

后来的史书中有这样的话：那时，义和团的力量，已经是腐败的清政府不可抗拒的了。这完全是国人百年之后的想当然。把几乎占领了整个南方的太平军都镇压下去的帝国政府，如果他决心对付几个散漫的北方农民团伙，完全可以“一纸严诏即可消弥”，帝国的军队打不过洋人是事实，但还完全不至于连农民的造反都解决不了。农民有头，政府有刀，钢刀下去，贱民尸横，帝国的军队一天之内杀数村老幼、半城平民的事情不绝史册。但是，如果支持这伙把矛头对准洋人的农民，不要说在政治上绝对是一种冒险，就是那些洋人也不是好得罪的——一八四０年以来，中国在洋枪洋炮的威逼下所经历的每一次屈辱，无不让朝廷只要想及便会战战兢兢。

这就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面对大规模的农民造反，统治者第一次在“剿”与“抚”之间犹豫不定的根本原因。

于是，大清帝国政府陷入了一个极其矛盾的旋涡中。

一九００年一月十二日，山东与河北凡是有教堂、教民的村庄，均成为一片火海。帝国政府发布紧急上谕，表明对义和团问题的立场：近来各省盗风日炽，教案迭出，言者多指为会匪，请严拿惩办。因念会亦有别，彼不逞之徒，结党联盟，恃众滋事，固然属法所难宥。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护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别，误听谣言，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是直添薪止沸，为渊驱鱼。４８

这是帝国政府第一次承认义和团是“合法组织”：“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就是说，只要不是土匪，统统就是良民。这个正式表态的一反常态令人吃惊。因为在帝国以前漫长的统治史上，“禁止结社”是无论哪朝哪代都严格执行的。结社就是谋反，这是铁一般的逻辑。不要说是一个已经公开烧杀的结社团体，就是仅仅听到一点谁要结社的风声，帝国的各级衙门都会立即四处侦探，大肆捕捉，用不着朝廷特殊的谕旨也定会斩草除根以为后快。但是，这一次，朝廷不管“会不会，教不教”了，千百年来的统治突然例外了。

这道上谕发布的时间，是形成它的内容的关键。

此时，那个试图变法强国的光绪皇帝的皇位，由于京城里洋人们的反对甚至是威胁，一直没有按照慈禧的心意予以废黜，事情仅仅进展到立了一个小孩当王储，就进行不下去了。而在慈禧的周围，以这个小孩的父亲端郡王为代表的排外势力已经形成规模。

一月二十三日，鉴于许多外国传教士被义和团的农民捕杀，京城内的美、英、法、德四国公使聚集在一起讨论十分紧急的局势。会议最后决定，向大清帝国政府发出联合照会，要求朝廷发布一道上谕，宣布镇压两个反对外国人的秘密结社，即义和团和大刀会。实际上，在山东与河北的交界处，这两个秘密组织早就团结在一起以义和团的名义公开活动了。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面对洋人们的照会，距离那个 “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的上谕发布不到两

个星期，帝国政府又发布了这样一道上谕：“各地严厉查禁义和拳。”显然，这道上谕是被迫发布的，是给洋人们看的一种姿态。

可是，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落实这条上谕的速度很快。

七千洋枪洋炮的官兵立即出动，开始大规模镇压义和团。袁世凯本来就是一个主张对义和团坚决镇压的官员。对于朝廷的上谕，他有他的抗辩：义和团“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保护身家。焚毁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袁世凯认为，什么“保护身家”和“仇恨洋教”，统统是幌子，义和团的农民们纯粹就是造反，“如此下去，必酿巨祸”。作为一个帝国军人，在对待造反农民这个问题上，袁世凯比朝廷有着更为清醒的政治判断。现在，既然有了“严厉查禁义和拳”的上谕，他就毫不迟疑地动手了。农民们的法术根本不是洋枪洋炮的对手，没过一个月，袁世凯就把山东境内的义和团肃清了。在袁世凯的部下中，有在帝制消亡之后依旧“风光”过的著名人物，如张勋和曹锟，尤其是在民国时期企图“复辟”的“辫子军”统帅张勋，有一天之内杀掉“拳匪”五百人而受到袁世凯重赏的记录。不是朝廷反复强调，义和团有“良莠之分”么，袁世凯便宣布他杀的那些不是“真义和团”而是“伪义和团”。袁世凯知道，无论是谁，都没有办法甄别一个绝望的农民“举事”的动机到底是“伪”还是“真”。

袁世凯，这个帝国的省级官员，竟然在这个非常时期，在这个非常问题上，如此与朝廷的意思相违背，至今仍是没有明确答案的历史疑团。唯一值得深思的是：袁世凯肯定受到或者得到了帝国南方各省大员的支持。受到现代商业和现代文化影响的帝国南方大员，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群体，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他们在一九０一年的观点和动作，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有趣的现象之一。

但是，袁世凯仅仅肃清了他的地面上的义和团，至于那些造反的农民在他的驱赶下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装做不知道。义和团的农民们从山东进入直隶，山东与河北的义和团聚集到一起，造反的规模和力量反而更大了——老佛爷舍不得剿的义和团不但依旧存在，洋人们总拿山东“治安”问题向老佛爷发难的危机又被袁大人解决了，袁世凯两面都可以自圆其说。至于把义和团赶到了直隶，而直隶是包括天津与北京在内的省份，帝国北方的门户和皇家的都城也许会受到更直接的威胁，这一点袁大人可就管不着了——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能够在帝制灭亡之后直到民国时期依旧高官照坐、骏马照骑的袁世凯。

直隶总督裕禄，满族贵族，一个典型的软弱平庸的大员。他原来和袁世凯一样，对义和团持坚决的镇压态度，曾命令驻守在天津附近的聂士成部追杀了不少“拳匪”。但是，他的政治经验比起袁世凯来相距太远，以至于他最终的结局竟是几个月后在一个肮脏的马圈里用手枪自杀了。裕禄是旗人，认为自己对帝国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比袁世凯这个汉人揣摩得更加透彻，他敏锐地感觉到了慈禧太后有支持义和团的意向，于是立即决定改变策略：不是不管，也不能真管；不是不剿，也不能真剿。拿他的话讲就是“剿抚并用”。后来的中国仍可以听到类似的一个名词：不作为。可是，作为一名防务大员，这样的策略实际上就是纵容。而且裕禄一旦纵容，就到了这样的程度：直隶总督衙门居然成了义和团大师兄的“天下第一坛”，三万之众的义和团们整天在衙门里演练刀枪不入。为了进一步试探慈禧的意思，裕禄拨二十万两银子给义和团当“军费”，邀请义和团进入天津。结果，慈禧在他之后又追加了十万两。裕禄马上觉得自己押宝押对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封义和团的大师兄为一品衔、坐一品官的绿呢轿子，再把直隶总督府的军需仓库打开，任义和团的农民们取用。

天津城乱了。

帝国的官员可以支持，但是洋人们要行动了。

三月十日，京城内的美、英、法、德、意五国公使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最后发表了一份声明：如果大清帝国政府不明确表态镇压义和团，各国就要进行联合海军示威。

这时候，义和团在河北境内的活动达到高潮。

四月六日，英、美、法、德公使再次发表联合照会，限令清廷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各国将“代为剿平”。这是一个企图对中国内政进行武装干涉的明确信号，然而清廷没有或是不愿意清醒地认识这个信号的确切含义。

一个星期后，俄、法、英、美等国的军舰在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举行了示威。

五月十二日，直隶首府保定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发生了一次剧烈的民教冲突。这个村的村民要请戏班子来唱戏，戏台没有按照通常的习惯搭在神庙前，而是搭在了一户教民家的门口。唱戏开始前，村民把神像从神庙中请了出来，放在了这户教民家的台阶上。教民们因为感觉受到侮辱把神像踢了。不信教的村民立刻就把村里的教堂砸了。官司打到保定府，在外国主教的威胁下，官府判决村民不但要赔偿教会二百五十两银子，还要摆酒席宴请教民和主教，而且在宴会上要向主教和教民磕头认罪。怒火万丈的村民立即作出决定：花大价钱请义和团的拳师。在村头拳坛的香烟缭绕了整整十天之后，村民和义和团一起动手了：十二日夜晚，这个村里的三十户教民家遭到彻底洗劫，三十户人家的男女老幼全部被杀。

北京。深夜。

西什库教堂内一间房屋里的灯光彻夜未熄，一个名叫“法维埃”的法国主教正在伏案写信。

信是写给法国公使的：

局势已经日益变得严重和危险。在保定府，七十多个基督教徒被屠杀，其他三名新入教者被乱刀砍死……北京四周已经受到包围，拳众日渐逼近京城。宗教迫害只是个烟幕，义和团的目的是消灭所有的外国人，这个目的已经清楚地写在了他们的旗帜上。义和团的同盟军正在北京等待他们。以袭击教堂开始，而以袭击使馆告终。甚至，袭击这里的我们的日期已经确定。我们已经处于于一八七０年天津惨案前夕同样的险境。在这种情况下，公使先生，我认为我有责任要求您给我们至少派遣四五十名水兵来，以保护我们和我们所有的东西。过去在不很紧急的情况下，也曾经这样做过。我相信，我们谦恭的请求，您将惠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