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封在中国近代史上十分著名的信件。它的著名之处在于，这是义和团运动期间，从外国人的口中第一次说出“派遣军队保护”。这位法国主教当时并没有想到，他的这封信不但引发了大清帝国的一场灾难，而且几乎影响了这个东方帝国的历史进程。

法维埃，中文名字樊国梁，一八六二年二十五岁时来到中国，至他写信的时候，已经在中国生活了近四十年。他身材高大，说一口地道的京腔汉语，身穿一身中国式的长衫，脑袋后面和大清臣民一样留着条辫子。他不但是外国在华人员里的“元老”级人物，而且还是受到中国皇帝亲自任命的“官员”。同治、光绪两朝，皇帝都很器重他，身为一个外国传教士，中国皇帝居然颁发上谕授予他二品顶戴，其级别相当于巡抚、总督，其在中国的资历和地位可想而知。在中国居住的漫长经历和在帝国权力阶层中的特殊地位，使樊国梁完全能够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礼仪习俗、民族性格以及官场作风，因此，帝国北方农民的骚动以及随后义和团的兴起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他在中国多年积累的政治经验已经使他嗅到了一股血腥的味道。眼前，他担心的不仅是他居住的那间教堂的安危，而是在中国的所有外国人的命运。令人惊异的是，他不但把义和团的实质看得十分透彻，而且对不久之后进入北京的义和团“以袭击教堂开始，而以袭击使馆告终”的行为，竟然也预测得准确无误。

帝国政府对他的臣民的了，解远不如法国人樊国梁。

樊国梁主教的信犹如一份号召书被各国公使传阅。

五月二十日下午，各国公使召开了第四次会议，参加国已经扩大到了英、法、美、德、俄、日、意、奥、葡、比十一个国家。会议由西班牙公使葛络甘主持。葛络甘首先宣读了樊国梁主教的信，尽管每一位公使都读过了，但是再宣读一遍是必要的，可以加强会议沉重的氛围。法国公使毕盛确定了这封信的可信程度，说樊国梁在中国居住了近四十年，他的分析应该具有权威性，而且就目前的局势看，洋人在中国将要面对的危险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暂短的沉默后，德国公使突然表态：仅派遣使馆卫队，不足以给中国施压，要派军队登陆，为保护外国人的安全进入北京。

俄国公使立即附和：完全同意。

其他国家的公使沉默。

翻开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历史就可以知道，每一次入侵最大的困难不是武力不够而是借口难寻。西方列强最后找到的借口，都是无法载入正式外交文件的不成其为“事件”的“事件”——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实在是太“规矩”了，它既没有武装进入他国开辟势力范围，又没有在海外挑起过“像样”的国际纠纷，更没有占领过一寸别人的土地挂上自己的国旗——外国军队要武装挑衅和入侵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说得过去的“适当的”理由实在是太少了。

现在机会来了。

可以肯定地说，在座的每一位公使，都无一例外地与他们的政府就这个问题研究过了。面对中国农民突然发难这个严重的现实，对于列强们来讲，虽然传教士和经商的外国人的生命可能有点损失，但是这个局面绝对是令各国兴奋不已的，因为在事态扩大的时候，便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武装干涉，这种打算在帝国主义们的心里已经盘算许久了。

德国人几年前就在中国的胶州湾登陆了。所以对于德国人来讲，军队不用派遣，它已经在中国的山东存在了。

俄国，是对中国有强烈领土野心的国家。如果武装干涉，俄国也不存派遣问题，它的军队可以直接从陆路接壤的地方走进中国领土。况且，俄国从国内调集的兵力已经运送到了中国的旅顺口。

法国人也有准备。法国公使两个月前已向国内发出了请求调兵的电报。

其他各国却没有这么“方便”了。派遣军队来中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他们不能现在就迎合德国人的建议，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在“进入”中国的步调上落后于德国和俄国，这是很吃亏的事情——他们不是不同意德国人的建议，他们需要的是往后拖延一下时间。

于是，英国公使窦纳乐建议“诸位沉着应变，不要操之过急”。

美国人立即表示赞同窦纳乐的建议。

其他各国公使随声附和。

最后，在法国公使的建议下，各国公使达成了一致：给大清帝国政府提出联合照会，限定五天之内给予满意的答复，不然各国将再次举行军舰示威——如此蛮横的、命令式的口气，令人不敢相信这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照会，而像是外国公使代替一个主权国家制定的“戡乱法”：

一、凡参与拳会操练，或在街头制造骚乱，或继续张贴、印刷、散发

威胁外国人之揭帖者，均予逮捕。

二、义和拳集会之庙宇或场所的所有人和监护人，均予逮捕；凡与义

和拳共同策划犯罪活动者，均作义和拳论处。

三、凡负有责任镇压措施之官员，犯有玩忽职守或纵容暴徒之罪行者，

均予惩罚。

四、凡企图放火、谋财害命之首恶，均予处决。

五、凡在目前骚乱中帮助及指点义和拳者，均予处决。

六、在北京、直隶及北方其他各省公布这些措施，以便人人知晓。５０

没有照会给大清帝国的，是各国公使还达成了另外一个一致：迅速做好武装登陆的准备。五天之内，这意味着帝国政府答复的最后期限是二十五日。

接到照会后，惊慌失措的帝国政府发布了一系列镇压义和团的公告，包括以步军统领、监察院和顺天府衙门的名义联合发布的维护京城安全的《禁拳章程》和《告示》：“严格禁止练拳”，并派武卫军“武装弹压”。

到这时为止，不管帝国政府是不是真的要镇压义和团，局势已经到了为时已晚的程度了。

照会规定的最后期限一到，二十六日，京城内的各国公使召开了第五次会议。会议明确了各国出兵干涉中国义和团事件的决定，并且派出两名代表为此直接与帝国总理衙门当面交涉。

二十八日，消息传来，洋人们更加不安了：义和团不但烧毁了丰台车站，津京铁路也被破坏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距离帝国都城最近的天津港，一直被洋人们视为得意时进入和危机时撤离的重要的地点，京津铁路一旦中断，意味着各国驻京使馆人员的“后路”已被断绝——外国公使们已经被仇恨他们的帝国农民包围了。

这一天，帝国政府经过反复斟酌，再次起草了严厉镇压义和团的《公告》。《公告》的草稿被交到外国公使们面前，负责接待的法国公使毕盛把这份草稿扔在了一边。当天晚上，帝国政府收到了一份照会，其实这是一份“命令”，内容是：

奥、英、法、德、意、日、俄、美等国使节已决定调集特遣部队来京，并要求大清帝国提供运输便利。帝国政府立即表示不同意各国向北京派遣军队。

可是，无论帝国政府怎样声明、警告，各国公使们一概不予理睬了。

三十日，大沽口海面上，洋人的十二艘军舰冒着滚滚浓烟开始向天津港开进。它们是：日本军舰“爱宕”号，英国军舰“阿尔及灵”号、“奥兰度”号，俄国军舰“朝鲜人”号、“德米特里·顿斯柯依”号、“大西索”号、“纳瓦林”号以及鱼雷艇两艘，美国军舰“纽瓦克”号，法国军舰“笛卡儿”号，意大利军舰“爱巴尔”号。外国军舰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帝国甚至连抵抗的姿态都没有，尽管中国的海岸线上布满了坚固的炮台、从外国进口的质量优良的大炮以及大量的守军。

当晚，各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官兵在天津港登上中国的领土。

外国军队已经在天津登陆，各国公使才向清廷宣布：无论帝国政府准许不准许，各国军队进入北京的现实不可更改。帝国政府如能“善意地”答应，那么联军只驻留到不再有危险的时候为止；如果帝国政府反对，后果就很难预料了。最后，各国公使勒令帝国政府必须当晚将外国军队将要进入北京的决定通知直隶总督裕禄——外国军队有选择前进方式的权利，向直隶总督通报是以免发生“不愉快”的事件。因为洋人们已经知道，虽然裕禄没有下达阻击外国军队的命令，但是这个负责京津地区安全的最高军政长官，却给他的部队下达了一个颇有“幽默”感的命令：禁止外国军队乘坐火车。

第二天，初夏以来一个十分闷热的早晨，帝国总理衙门答复各国公使：把原来反对外国派遣军队进入北京的决定改为“同意”。但是，各国来京保护使馆的兵力每个国家不得超过三十人。

同一天，直隶总督裕禄接到帝国总理衙门的指令：允许外国军队乘坐火车。同时，将阻止外国军队进入北京的义和团和同情义和团的清军正规部队从铁路线两侧调离以防冲突。

然而，即便是帝国政府如此屈辱的答复，也已经形同一张废纸。

外国公使们自己定了一个“限额”：每个国家第一批进入京城的兵力，以七十五人为限。

夕阳已坠，天色未暗，漫天残霞。

三十日傍晚，外国军队自天津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在这个世界上，自各国互相派驻使馆之日起，就有一条各国都要严格遵守的规定：使馆的保卫由所驻国负责，进驻国不得以确保使馆安全的名义或者其他任何借口，向所驻国派遣一兵一卒。向一个国家派遣武装力量——除非受到邀请——任何这样的举动，哪怕是一个暗示，都是对这个国家最严重的挑衅和侵略。

这是涉及主权尊严和国家安全的问题。

这是国际关系中的国际法准则。

堂而皇之的国际法，在中国的国土上却成了例外，仿佛中国根本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谁都可以来“维持秩序”的公共场所。

各国公使开列给帝国政府的人员名单和武器清单是：英国军官三名，士兵七十二名；美国军官七名，士兵五十六名；日本军官两名，士兵二十四名；法国军官三名，士兵七十二名；俄国军官四名，士兵七十一名。各国官兵携带常规武器和弹药。另：英军携带“努登费尔”机枪一挺，美军携带“柯尔特”机枪一挺，意大利军携带一磅炮一门。

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十分“著名”的洋人——一座曾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巨大汉白玉牌坊，至今立在天安门广场旁边的一个公园里——此时，他并不知道距离自己的死期已经不足一个月了。在得知各国军队已经向北京进发的时候，克林德显得格外兴奋。他说：“先生们，这是瓜分中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