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友弟恭，是儒家伦理中家庭内标准的长幼关系，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在破“旧礼教”与“新文化”之间，骨子里常常选择前者。茅盾曾是钱玄同的学生，当年在湖州府中学读书时，炎炎夏日他亲眼见到街头一番别样光景：钱恂衣着单长衫，手持蒲扇，悠悠地走着，其子钱稻孙高撑洋布伞跟在他身后，钱玄同与侄子并排，跟着长兄漫步。

长兄钱恂替钱玄同包办了婚姻大事，主张“新文化”的钱玄同，无奈地接受了这桩婚姻。长兄为他找的夫人，名徐婠贞，大家闺秀。其祖父徐树兰是光绪二年举人，曾任兵部郎中，在绍兴建“古越藏书楼”。蔡元培曾在徐家校书多年。徐婠贞的父亲徐元钊与钱振常同为龙门书院门生，两家交谊甚深。观钱玄同1906年5月日记，对新婚之夜他这样描述：“是夜难过，真平生罕受者。”

钱玄同和鲁迅的婚姻一样。一个是长兄安排，一个是母亲所定，个中苦楚，他们只能在夜深人静中默默品尝了。但他们的结果却各有不同——鲁迅最后冲破封建樊篱，收获了许广平的爱情；而钱玄同却执徐婠贞之手，一直走到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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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六年（1917）9月4日，大约是张勋复辟闹剧过去不到两个月，与其兄周树人同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山会邑馆补树书屋的周作人，收到了北京大学的聘书，上用楷书写有“聘周作人先生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字样。

这之前，北大方面已与周作人谈妥，让他担任欧洲文学史与罗马文学史教授，每周各三学时，月薪二百四十大洋。

周作人到北京大学任教，与校长蔡元培不无关系。蔡元培与周氏兄弟同住一城，有同乡之谊。蔡住城内笔飞弄，身为前清翰林，几乎家喻户晓。周作人年少时，曾无意中在家的书堆里，发现蔡元培的一册朱卷。文皆为短章，非八股体，只觉新鲜。光绪末年，绍兴人请蔡翰林办学务公所。蔡元培想请周作人帮忙，因周作人正读书不愿辍学，故回绝蔡元培之邀。后蔡元培被朝廷排挤，到德国游学去了，周作人与蔡元培失去了一次合作机会。

转眼到了1911年9月，周作人偕夫人羽太信子从日本回到绍兴。然而，昔日清幽古雅充满诗意的小城，已变得败落不堪，让他极为失落。他写道：

居东京六年，今夏返越，虽归故土，弥益寂寥；追念昔游，时有枨触。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岂人情乎？心有不能自假，欲记其残缺以自慰焉，而文情不副，感兴已隔。用知怀旧之美，如虹霓色，不可以名。一己且尔，若示他人，更何能感？……

从文中，可读出周作人面对家乡疏离，他人不解的那种难耐的孤独。几天后他作诗道：

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

寂寂三田道，衰柳徒苍黄。

旧梦不可道，但令心暗伤。

周作人的心境又添了悲凉。这悲凉让他对辛亥革命特别是王金发光复了绍兴，一切又归于沉寂之后，心怀疑虑而冷漠。因此，当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长沈钧儒委任周作人为本省视学后，他的态度仍不积极。到了1913年春，中华民国虽立，但大权旁落袁世凯，宋教仁被暗杀。不久，周作人应聘到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英语。但周作人的真正兴趣，是读古书，抄古书，有时也译些关于儿童教育的理论文章和有关儿童文学的东西。从中却让我们意外地发现他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

周作人还继续着在日本即已开始的介绍俄国及其他民族文学的工作。1914年，周作人出版了在日本就翻译的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炭画》，并经常系统地在杂志上介绍拜伦、谢甫琴科、裴多菲等诗人，同时，他还研究和翻译希腊文学。1915年10月，周作人将他在这段时间的译著精选编成《异域文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