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汪孟邹讲的，胡适早在1915年，即开始提倡白话文，朋友任鸿隽、梅光迪、唐钺都不苟同，尤其对胡适主张用白话作诗更极力反对，于是双方发生笔战，胡适就给反对最激烈者梅光迪作了一首白话长诗逗他，其有：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作“欲”，今人叫作“要”。

古人叫作“至”，今人叫作“到”。

古人叫作“溺”，今人叫作“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

古人悬梁，今人上吊。

古名虽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尝不妙？

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轿。

古人加冠束髻，今人但知戴帽。

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

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陈独秀知道次年4月，胡适又写词《沁园春·誓诗》表达自己的主张，有句：“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这之后，才有翻开中国新文化运动第一页的《文学改良刍议》。

陈独秀和胡适共同向新世纪跨出惊世骇俗的第一步时，陈独秀的主张要革命得多，态度上也坚决、彻底得多。比如，他在《文学革命论》中说：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三大主张：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对此文，胡适于1917年4月9日，以学者谦逊的探讨的态度，致一长信给狂飙激进的陈独秀：“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二人所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主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的回答是：“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胡适为这位“老革命党”的口气与“武断的态度”感到惊讶。他在《答汪懋祖》的“通讯”中说：“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字，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所以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将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议论’。”

这就是说，胡、陈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的同时，革命党人和自由主义者便有分歧。必须强调的是，文学革命的气运，正是由于像陈独秀这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坚强的老革命家做宣传，大力推行，文学革命才很快汇合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

谈到对胡适“首举义旗”之初，最坚定地支持胡适白话文运动的，除陈独秀外，便是更武断更激进的章太炎门徒钱玄同。钱玄同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将时代提倡复古的前后七子以及清代方苞等喻为“十八妖魔”后，他在1919年7月2日致胡适的信中（发表于《新青年》），又杜撰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名句。钱氏将古文斥责为文化暴政的工具，后又载《中国今后之文学问题》中，称古文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在陈、钱看来，三千年来所有古文宗师，三教巨头都应推下地狱。此调虽无科学性，但激烈的态度，也为文学革命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