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秉性爱热闹，易激动。当年听章先生讲课，他每到冲动时，便在榻榻米上爬来爬去地发表议论。黄侃称他“钱疯”，而周树人赐名“爬翁”，算是对“猫头鹰”的回敬。

钱玄同与周树人是1908年在日本相识的，都为章门弟子。虽经常见面，但话语不多。后钱玄同读了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评价“他们的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词，十分矜慎”，并认为比当时在中国颇为流行的林纾所译《茶花女》等著作，要文笔雅训得多。

前几天，在《新青年》研究征稿时，钱玄同举荐周树人兄弟，遂有自告奋勇登门到周树人处约稿之举。

周树人得知钱玄同是来组稿的，开始很淡然。他说，“这中国好比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的人们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临死的悲哀。而如果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反倒使他们感到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

钱玄同推了推鼻上深度的自由镜，然后瞪着周树人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了，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周树人沉默了。

钱玄同了解他的师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在故乡绍兴积极参加宣传活动，且在这段时间里，用文言文写了一篇小说《怀旧》，描写小镇封建余孽在革命风声中的种种情态。小说寄到《小说月报》，当时的主编恽铁樵认为小说有独有的生动尖锐和入木三分的讽刺笔墨在其中，就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1913年4月）上。主编恽铁樵在“附志”中做了赞扬，认为《怀旧》对那些“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饾饤，无有是处”的文学青年说来，“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捷克汉学家普实克评价道：此文虽以文言文写成，但由于“用现代的眼光观察世界，对现实某些方面有与众不同的兴趣”，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以钱玄同的眼力，自然看好周树人。

钱玄同多次来拜访这位五年前随自己从南京迁北京的同门师兄。见他到教育部后，一直单身蜗居补树书屋整整五年，埋头于从书肆买来的一摞摞古书里，全然不管窗外表演着“二次革命”和袁世凯登基、张勋辫子军进京等闹剧。令他感兴趣的是在青灯古卷中，以尖刻而又充满疑惑的目光，审视国人那多病的灵魂。

在这种弥漫着沉闷的压抑中，周树人更加离群索居，更加孤独，他埋头《嵇康集》的校勘，还辑校了《志林》《后汉书》，之后又准备写《会稽禹庙窆石考》。再后来他又沉湎于佛教，玩起了古董，人也渐渐颓唐，甚至变得苍老。

钱玄同与周树人谈话时，极像其兄的周作人从隔壁房间踱出，忙与钱玄同打招呼。周作人最近刚被蔡元培聘为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月薪少胡适四十银圆。心情颇为不错。

钱玄同从皮包取出两本《新青年》递给周氏兄弟。对《新青年》周氏兄弟并不陌生，他们是每期必读的。

钱玄同说：“仲甫托我向二位问好，欢迎你们赐稿，助文学革命之阵哪。”

周树人表示：既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有令，自己甘当一名过河卒子，就为《新青年》呐喊几声吧。

钱玄同大喜过望，感激地向二位老弟拱手。

周树人称钱玄同是“我的朋友”，钱玄同也说是周树人的“老朋友之一”。他们师兄弟交往长达二十九年。后来钱玄同对这段漫长的交往，归纳为这样三个阶段：尚疏、最密和极疏。钱玄同与周树人如此多年近距离地接触，使他太了解其人，又能在最后“极疏”的十年里，以超然的心境认识和对待周树人，让我们看到钱玄同的高尚人格。

不管钱玄同与周树人的交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鲁迅写于1923年8月23日的《呐喊·序》中却如实记录了此次晤面。不过，钱玄同被改成了“金心异”。此名，原本是复古派林纾小说《荆生》中影射钱玄同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