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散会时，钱玄同从他永不离身的皮包中，取出一封胡适1月12日写给他的并问候尹默、仲甫、幼渔、叔雅、半农诸位先生的信，念了其中的一些内容：

此次新婚，曾作了几首杂诗，大都记述家事，不足以示外人。只有一首是切本题的。写出来请先生和尹默、仲甫诸位先生指教指教吧！诗如下：

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如今完结。

把一桩桩伤心旧事，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我也不说我对不住你——

且牢牢记取这“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钱玄同刚刚读罢还要说些什么，沈尹默却抢了话头，摇头晃脑，有些口吃地说：“两情相悦，琴瑟相得呀，适之好快活。”

众人跟着笑起来。

陈独秀若有所思地看了看周树人和李大钊，然后叫道：“适之回来，喝他的喜酒！”

胡适回绩溪与江冬秀完婚，尚未赶回北大，没能参加《新青年》改组同人刊物的会议，但改成同人刊物，是他与陈独秀经认真探讨后做出的决定。应该说，《新青年》团体在意识精神上，是以胡适和陈独秀为核心的，着眼在开创思想自由、人性解放的新局面。陈独秀与李大钊办《每周评论》，开始讨论政治与时局前，《新青年》是胡适主导的一个非政治的学术期刊，以“迎合新时代的自由批判风气”。胡适参与《新青年》那一两年里，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在思想文化工程上；把文学从“死”变“活”，把“神”“鬼”变成人；在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口号下，诞生了一批崭新的白话文学作品，把被称为俗文学的白话文学变成为正宗“国语文学”；大量介绍了世界新文学、新学术、新思潮，历史证明，《新青年》为文学的解放和人的觉醒做了开创性舆论准备，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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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近有条绒线胡同，在一座四合院里，住着大名鼎鼎的“布衣骄人”林纾。林纾字琴南，乃古文家、翻译家。光绪八年举人，任京师大学堂教习。自称“清处士”，矢忠于光绪。此公并没受到前清的多少恩宠，却在清亡之后，数十次远赴河北易县的清陵伏地磕头，失声痛哭，往往弄得守陵人也跟着垂泪。这有点像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奔波数千里，十多次往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哭陵的情景。

末代皇帝溥仪为褒奖林纾民前对清的忠心，曾赐题字“烟云供养”和“贞不绝俗”。得此，林纾九顿伏地，泪如雨下，过后还写诗抒怀：“从来无语不轻赐，自问布衣无此荣。”

林纾对前清的孤忠，并非做做样子，以求名扬士林。两年前，段祺瑞出任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的第四天，亲自到绒线胡同林宅，请林纾出任顾问。林纾以前清遗民自居，拒绝应聘。

林纾早年参加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

林纾为人热情，好急人之难，性淡荣利。能诗善文，从事小说戏剧创作。文章崇尚韩柳，擅叙事抒情，婉媚动人。他又是我国近代第一个著名的小说翻译家，因翻译了小仲马《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等一百七十余篇欧美小说而风靡文坛。有趣的是，他并不懂外语，而是靠朋友口述，用一手漂亮的桐城古文为之。他著作颇丰，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官场新现形记》多种。林纾晚年日趋保守，反对新文化运动，成为守旧派的代表人物。

北京的三月，寒风凛冽，绒线胡同的林纾看到《新青年》四卷三月号上“文学革命的反响”的总标题下，有一篇王敬轩致《新青年》的信，作者自称是留学日本学过政法，坚持“中体西用”的人。文章顽固维持封建伦理、罗织种种罪状，恶毒攻击白话文学。林纾读罢，觉得王敬轩有股古道热肠。可再看记者写的《复王敬轩书》，就觉得有些刺眼。记者酣畅淋漓地逐条批驳了王敬轩的谬论，竭尽冷嘲热讽地将矛头对准封建文化的神位。